昨天上午，七大卷的牛津《技術史》中文版出版座談會在清華大學舉行。《技術史》編纂歷時30年，涵蓋了自遠古至20世紀中葉人類技術的歷程，是目前最具權威性、篇幅最大、資料最全的世界技術與社會發展通史。其中文版執譯動員了國內上百名專家學者，歷經多年曲折———
牛津《技術史》中文版面世
2005年新年伊始，一部鴻篇巨制的面世，引起了科學史界、技術史界的關注。七大卷的牛津《技術史》中文版，係“十五”國家重點圖書規劃項目，由我國著名技術哲學家陳昌曙主持，動員了東北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大連理工大學上百名專家學者執譯，近日終于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
原版編纂歷時30年
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技術史》，是一部資料豐富的國際技術史巨著，自1954年起用了整整30年時間才出齊。
該書在帝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資助下于1950年開始籌劃編寫，1954年至1958年出版了第Ⅰ—Ⅴ卷。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長查爾斯·辛格等4人為主編，內容涵蓋遠古至19世紀末。這5卷出版後受到各國學術界的重視，很快被譯成意大利文、日文出版。
由于其他三位主編相繼作古，由特雷弗·I·威廉斯主編，第Ⅵ—Ⅶ卷1978年完成出版。這兩卷的內容主要涵蓋20世紀上半葉，一些章節的內容實際上已寫到20世紀70年代。
這是一部自遠古至20世紀中葉的綜合技術史，全書共194章，每章均由該領域的專家撰稿，內容翔實，涵納3000余幅珍貴歷史圖片和插圖。
《技術史》的四位主編均為現代國際知名的科學技術史學家。雖然《技術史》撰稿人大多是英國學者，對其他國家、民族的技術成果可能反映不足，但這並不影響其作為科學技術史領域的世界名著的分量。
英國《自然》雜志的評價是：“這七卷著作構成了一座學識紀念碑。”《美國歷史評論》斷言：這部著作“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是對這一主題的最全面的處理，對任何學術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
中文版面世幾經曲折
據《技術史》編譯委員會副主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姜振寰先生介紹，《技術史》中文版的面世經歷了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
1981年，姜振寰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技術史》日文版，大體瀏覽後深為其內容的浩瀚、圖文並茂所驚嘆。1986年，姜振寰與東北工學院陳昌曙、遠德玉教授商議後，決定發動幾所工科院校出版社聯合翻譯出版。這一倡議得到了哈爾濱工業大學、東北工學院、大連工學院、華中工學院、中南工業大學、成都科技大學等六所工科院校的支持，于1986年10月在華中工學院召開了第一次工作會議，並成立了譯審委員會。
考慮到經費的困難，當時他們決定分兩批出版，首先翻譯出版第Ⅴ、Ⅵ、Ⅶ三卷，按該書的日文版模式，將每一卷拆分為上下兩冊，每所學校負責一冊。當時他們的設想十分樂觀，計劃1987—1988年出版第Ⅴ、Ⅵ、Ⅶ卷，1990年出版前4卷。
然而好事多磨，幾乎所有參與中譯本出版的大學出版社都遇到了經費不足、徵訂數太少的窘境。費盡千辛萬苦，從1989年到1997年，這三卷六冊書才陸續出齊，而更為不幸的是，此時他們對《技術史》前4卷已無力再組織翻譯出版了。
《技術史》中文版的出版幾乎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然而這時他們又遇到了柳暗花明的轉機。
1999年春，清華大學劉兵教授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的編輯呂芳到哈爾濱開會，順便去看姜振寰先生，姜振寰向他們講起這套書的出版坎坷，他們聽後很感動。此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經過論證決意出版《技術史》中文版。
2001年3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與牛津大學出版社簽訂了《技術史》Ⅰ—Ⅶ卷中文版出版權授權合同。2002年1月，在東北大學召開了《技術史》編譯委員會成立暨第一次編委會工作會議，成立了以我國著名科技哲學專家陳昌曙為主任的編譯委員會，決定擬用一年左右時間完成翻譯工作，包括組織力量對第Ⅴ、Ⅵ、Ⅶ卷已出版的6冊中譯本進行重新譯校。
中國要有自己的《技術史》
經過編譯委員會及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技術史》中文版的出版工作如今終于按計劃完成了。
昨天，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技術史》中文版出版座談會上，包括歐陽自遠、柯俊、陳難先、李伯謙、劉鈍、王渝生在內的多位院士、專家學者紛紛表示祝賀。
陳昌曙教授表示，對于科學技術工作者、科技管理與經濟管理幹部以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技術史研究都大有益處，乃至是不可缺少的。我國學術界還缺乏資料翔實的技術史專著，在短期內難以自己撰寫的情況下，搞學術引進，把辛格、威廉斯等主編的這部《技術史》介紹到中國來是適宜的。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劉鈍所長說，改革開放以來，梅森《自然科學史》、丹皮爾《科學史》、廣重徹《物理學史》、柏廷頓《化學簡史》、斯科特《數學史》、瑪格納《生命科學史》、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等一批科學史著作相繼被翻譯引進。然而技術史、特別是技術通史類的著作，國內依然是個空白。
辛格等《技術史》的主編是國際著名的科學技術史學者，這樣一部《技術史》巨著中文版的出版，填補了我國這方面出版物的空白。
在肯定《技術史》的重大學術意義之余，柯俊院士也表示，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這部書的作者對我們中國的技術史不可能有太多研究。而事實上，以“四大發明”為例，中國歷史上對人類技術的進步也有許多重大貢獻，近年來，我國的學者對中國的技術史也有了很多深入研究，希望不久的將來，參照《技術史》一書的成功范例，我們對此也能有很好的總結。（王鴻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