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拆遷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我國民法把公共利益原則作為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公共利益對房屋拆遷法律制度體係的建立極為重要。
政府徵地是動用“國家徵用權”。由于城市拆遷的目的是獲得城市土地的使用權，因此，房屋拆遷權的合法性應當遵從土地徵用的合法性。在我國，土地徵用的合法性在法律上得到了確立，現行《憲法》和相關法律都規定國家可根據公共利益的需要徵用和收回土地。這表明，城市拆遷中，公共利益是土地徵用的前提條件。雖然城市拆遷源于政府擁有土地的國家徵用權，但公共利益是政府行使土地徵用權的基礎，也是城市拆遷制度的立法依據。因此，在城市房屋拆遷中，為了防止“土地的國家徵用權”的濫用，應當首先在法律上設置一個標準，用以判斷一項具體的拆遷行為是否合法。
值得關注的是，盡管公共利益對房屋拆遷法律制度的設立至關重要，但我國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在學理解釋上，公共利益都不確定，或者說對公共利益的概念目前尚無統一的界定。這就造成了人們在認識上的偏差，而這，極有可能成為房屋拆遷權被濫用的客觀因素。
不過，公共利益是一個高度抽象和概括的范疇，要對公共利益下個完整的定義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並且，由于公共利益具有動態特徵，因此人們可能永遠無法對公共利益作出一個固定而周到的定義、甚至人們根本沒有必要為其作出定義。在城市房屋拆遷實踐中，我們只能對公共利益闡述一些基本的原則和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徵。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立法都認為公共利益應包括兩層涵義：一是須有公共使用的性質，二是須有公共利益的用途。公共利益一般地也可分解為保守性公共利益和擴張性公共利益，前者指個體行使權力不得侵犯公共利益，後者指在公共利益和個體權利發生衝突時優先選擇公共利益，亦即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要求個體權利向其讓步。還有一個與公共利益相似的概念是“公共性目的”。為了限制土地徵用權的濫用，外國的一些法院將“公共性目的”解釋為“公共的使用”，即代表公共利益的主體的使用。不過，國外的這一解釋卻在實踐中也產生了許多問題。因為如果只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主體的使用才能具有“公共性目的”，那麼，那些不代表公共利益的主體可能就會被排除在外。事實上，即便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主體的范圍在實踐中也不易明確界定，因為有些主體所代表的利益可能既有公共利益的成分，又有非公共利益的成分。因此，各國立法和判例都認為動用國家徵用權必須符合兩個要求，即“公用”和“合理賠償”，以進一步確定土地徵用權合法的標準。進而，當城市拆遷中公私發生矛盾而需要法院裁決的時候，只有在“公用”和得到“合理賠償”情況下，法院才會支持國家的徵地、下達拆遷命令。
但在我國城市拆遷中，很多的時候人們慣于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國家利益，因此公共利益常常就被看成是政府利益的代名詞。而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公共利益實際上不僅僅包括國家利益，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也應包含在內。更進一步地說，公共利益應該是公共整體在物質和精神上、在生存和發展方面的現實和長遠需要以及價值取向的總和。
城市拆遷中公共利益濫用
不同的拆遷建設項目，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層次性是不同的。一般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高層的公共利益，它是國家投資的基本建設項目，如三峽工程等；二是中層的公共利益：它是地方政府投資的建設項目，如城市道路、公園等；三是低層的公共利益，它是非政府投資的建設項目，如工廠擴建、片區改造等。前兩類建設項目具有一般意義上的公共利益性，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而第三類建設項目，由于投資主體的多元化，盡管項目的實施可以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產生活水平，但投資主體都是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產生的公共利益是間接的。顯然，由于現行拆遷立法沒有對建設項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進行明確的界定，因而無法防止拆遷權的濫用。
現實中，城市拆遷的更通常的動因或出發點是公共設施建設、城市建設開發、舊城區改造等。但是，由于存在利益尋租，上述的這些動因可能多是由不同職權或不同級別的政府部門提出，實踐中很少有通過公眾表決的情況。因此，這樣出來的決策符合公益需要的程度各不相同，有時候至多只符合局部人群低層次的眼前利益，或者滿足政府及其官員的財政、稅收、收費、投資、功利等目標，惡劣者由于任意規劃、盲目上項目，破壞建築文化遺產和城市生態環境和人們正常的生活方式。這些情形，反映出現實城市拆遷中缺乏科學、有效地表達公共利益、確定公共利益、服務于公共利益的機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除某些特殊的國家企業外，其它任何企業其自身的建設和所從事的開發建設活動都只能定義為營利性行為。大多數開發經營性項目所產生的拆遷，是一種營利性商業行為，借助國家權力而行之，有悖社會公平，也與市場經濟規律格格不入。
當然了，保護私人財產，不等于社會絕對不要求私人為社會作出合理犧牲。關鍵是，以“公用”或“公共利益”的名義所進行的城市拆遷實踐中，要做到合理行使“國家徵用權”，最終必須依靠社會整體制度的健全和有效運作，其中還包括新聞制度的健全、民間社會的發達等。只有公私劃分的每一步、每一個細節都是透明的、有社會公信力的，城市拆遷才可以要求個人作出有補償或安置的合理犧牲。這時，個別被拆遷人可能仍然是不滿意的，但社會卻不會積累大規模的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