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市最大的單個拆遷項目──朝陽區酒仙橋危改房項目中，相關方面改常見的“分步拆遷”為“同步拆遷”：即就拆遷方案舉行居民投票，如果同意的達到一定比例，則要求全體居民實施同步搬遷。
投票結果早前已經揭曉，按照多數原則，決定拆遷。對此，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506名自願參與者中，62.7％的公眾反對“票決拆遷”模式，65.3％的人認為，若真用投票來定拆遷，那將開了一個藐視少數人合法權利的先例。
肯尼斯·J·阿羅，1972年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在《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指出：民主投票無法對社會福利作出評價。確實，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民主投票可以選出執行政策的領導人，可以選出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議會議員或人大代表，也可以通過某項法令，但是，福祉越具體到個體，投票就顯得越加無力。作為單個的個人，其效用、福利都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別人不可能為他作出價值判斷。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個人效用基礎上的社會排序，它與普遍接受的道德準則不可能完全兼容。
以北京酒仙橋危改房的“拆遷”為例。假設拆遷過程中存在三種不同意見，不拆、“重新談判”和拆，以及三個利益群體甲、乙、丙。甲堅決支持不拆遷，他的福利排序是：不拆＞重新談判＞拆；而乙認為補償標準不合理，應重新談判，但不拆的話，居住環境又得不到改善，這也不好，于是，其效用排序為：重新談判＞拆＞不拆；而丙的最優選擇是拆，並且，他認為重新談判的成本太高，他認為：拆＞不拆＞重新談判。
現在開始投票，對于不拆遷和重新談判，甲、丙均認為“不拆＞重新談判”，雖然乙認為“不拆＜重新談判”，但按照多數原則，投票表明，不拆是最優選擇；同理，在重新談判和拆兩個選項中，投票的結果是重新談判。根據傳遞性原理，不拆＞重新談判＞拆，也就是說，不拆比拆好。然而，剔除“重新談判”這個選項，又會產生怎樣的意外呢？我們會發現，如果公民只有拆與不拆兩個選項，那麼，就會出現乙、丙均認為拆＞不拆這種情況，那麼，投票的結果將是拆遷。很明顯，在酒仙橋“票決拆遷”中，居民的選擇權難以得到真正的表達，而少數人的合法權利也可能被忽視。
事實上，我們無法從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利益集團的偏好中推導出一個所有人讚同的共同利益。因而，“票決拆遷”不可能得到一個福利最大化的情境，相反，卻往往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經濟要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導致部分人的利益受損，但有一點必須明了：弱者不能老是成為輸家，他們是最無力承受失敗的人。拆遷首先就使某些弱勢群體面臨生活方式被打亂、原有財產被強行置換的困境。如果賠償不合理，僅以所謂的“投票”來表決，無異于“二次被害”，成為“多次輸家”。如果弱者總是成為輸家，這種“票決”就必須徹底檢討。
城市拆遷中的公共利益與博弈
酒仙橋拆遷關鍵不在票數高低
“整體拆遷”與“一戶一策”
民主首先得是個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