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不出財政管理的腐敗還能有比和順縣這種事更爛更污的。因此，遵循“物極必反”的原理，我相信這樣的財政管理體制已經到了魚爛河決非下大決心進行根本性改革不可的時機。此即本文標題所謂的“拐點意義”。難道為了辦公經費而向縣長送錢，居然成了官場“慣例”所顯示的現行財政管理體制弊病，還不夠典型不夠極端嗎？
也許是得益于數十年來受“壞事變好事”辯證法的熏陶吧，讀了新華社記者的報道《山西和順：向崔縣長送錢是“慣例”原縣長受賄案調查組與送錢者的對話實錄》，我既不憤慨，也不悲哀。
這樣拆爛污的官場破事，這種(至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上)史無前例的醜聞，完全超出了我對腐敗程度和方式的想象力。縣官索賄的案例這些年披露了不少，權錢交易在當地官場形成行情，一個縣(或市)的科局級官員向縣官行賄“無一免俗”，這種“集體淪陷”一般都是黨委“一把手”論價賣官，所謂“不跑不送，向下移動；既跑又送，保官不動；勤跑多送，提拔重用”。為了得到財政撥款而向掌權者行賄的，也早已不鮮聞，所謂“駐京辦”的“跑部錢進”就有不少是這麼回事。但“買官賣官”和“跑部錢進”的行賄受賄，與崔保紅的索賄還是有兩點重要區別：一是烏紗帽或國家某些撥款給誰不給誰，掌權者本來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而崔縣長治下的縣直單位的辦公經費本來是較硬的預算，給不給居然也看他高興不高興；二是，前兩者行賄不論為私為公，即便遵循潛規則，也畢竟是“袖籠裏的生意”，沒有崔保紅這麼明目張膽的。還有一點值得追問，向崔保紅行賄的，比如縣農機局為了爭取到幾萬元經費，專門召開局務會，“決定給崔保紅送1萬元，還作了會議記錄”，為什麼局長們對縣長這樣主管財政的“一支筆”敢怒不敢言呢？－－崔縣長之上不是還有管他的縣委書記嗎？這個地方的黨政一把手為何能如此相安無事？
也許，我得承認自己的想象力貧乏得可憐，我想象不出財政管理的腐敗還能有比和順縣這種事更爛更污的。因此，遵循“物極必反”的原理，我相信這樣的財政管理體制已經到了魚爛河決非下大決心進行根本性改革不可的時機。此即本文標題所謂的“拐點意義”。難道為了辦公經費而向縣長送錢居然成了官場“慣例”所顯示的現行財政管理體制弊病，還不夠典型不夠極端嗎？
說山西和順縣的這個案例極端，並不是說它個別，而是說它有標本價值，更能說明問題之嚴重。財政管理的弊病不僅出現在山西和順縣，就像非法用工、強迫勞動、非法拘禁等違法犯罪不只發生在山西洪洞縣一樣。
以近期新聞來說：負面的，“圖文並茂”地披露了許多地方黨政機關的豪華辦公樓，有的單位人均辦公室面積多達250平方米，實在奢侈得離譜。正面的，被網友稱為“熊貓級”的河南省盧氏縣委機關在土坯房中辦公，縣委書記“有了錢還是先'緊'著老百姓”的“執政為民”理念無疑是值得讚賞的，但書記也不諱言“花1000多萬元(佔該縣年財政收入1／10左右－－引者注)建座新大樓，縣財政辦得到”。也就是說，假若換個主政領導想建就可以建，怎麼開支財政收入取決于主要領導人的自律意識，這顯然是因人而異靠不住的。至于國家審計署2006年的審計報告所披露的問題，截留、挪用、亂搞福利等都是老問題，只是一年比一年嚴重，借用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談環保風暴的話來說審計風暴，同樣適用，即：“沒有催生制度的'風暴'，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財政決策通過人大機關的審議又如何？最近，財政部就發行特別國債向全國人大作說明，人大常委會通過了發行的決議案，但人們至今不知道這大筆特別國債以何種方式、何種節奏發行；于是有《經濟觀察報》等媒體對人大有關人員的專業審議能力和審議過程提出質疑。
應該說，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國人對于私有財產權與基本人權、財政(稅收及開支)與憲政(“無代表不納稅”)等民主法治觀念有了相當充分的認識，對于實現公共財政的路徑(加強人大機關對財政預算的審議能力和決策權、監督權，硬化預算約束，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實行財政管理向社會公開等)，也達成了相當的共識。實行公共財政、公開財政制度並沒有觀念性和技術性障礙，障礙只在于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是否願意放棄既有的權勢和好處。
我認為在積弊暴露得這樣充分，以致出現了和順縣這樣的醜聞，令稍有廉恥心和正義感的中國人都難以心平氣和、逆來順受地容忍的時刻，若還不思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就會惹得天怒人怨，破壞社會的穩定大局。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或曰：和順縣的這種財政腐敗，從2001年崔某索賄算起，也有5年多了，成了“慣例”，怎見得眼下就會出現“拐點”呢？那就看國人對這樣的醜聞怎麼看待了。如果大家都無動于衷，我上面的話當然是一廂情願。（鄢烈山）
反腐盯官員後院 立法須進權力須退
講親情不能錯位，重友情不能變味
制度終于走在腐敗前面了嗎？
反腐敗應回歸法律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