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市公安交管部門日前發布通知，從11月15日起在市區實行全面“禁摩”。盡管目前全國對摩托車實施限行的大中城市已經接近150個，但上述短短一紙禁令，卻仍然在鄭州市民中引起了廣泛熱議。記者
在採訪中注意到，不少市民表示並非反對“禁摩”本身，而是對禁令出臺的方式有異議。（11月11日新華網）
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
公共政策制定是對公共利益的權威性分配行為，把握公共政策制定主體的復雜性，強化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公眾參與，才能推進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合理和有效。就上述事件而言，盡管相關部門一再聲稱已在各方面考慮到市民的需求，但不少市民覺得消息發布突然，過渡時間短暫，讓人感到意外和不適應。據了解，即使對“禁摩”持讚成態度的市民，也有一些人對出臺“禁摩令”的方式表示異議。筆者以為，即便“禁摩”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政府在推行前沒有傾聽百姓的心聲，未能依法制定一個穩妥、細化的方案，很難讓群眾口服心服，甚至會給政令的順利推行留下“後遺症”。
參與公共政策是公眾享有的基本權利，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影響了公眾的廣泛參與。在現實生活中，公共政策的制定高度依賴政府相關部門，以致于出現“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的傾向。在具體政策的制定過程之中，一些部門往往把部門利益置于公眾利益之上，甚至于為此而阻撓和變相阻撓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從而成為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阻力。
正如亨廷頓所說，參與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結果。涉及到群眾利益的決策，群眾享有知情權和參與權。只有讓群眾充分了解政策，才能調動公眾的積極性，工作才會減少阻力。隨著政治現代化的推進，公民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其要求參與政策制定過程的聲音愈來愈高，願望也愈來愈強烈。如果政府無法滿足公眾的需求，很可能導致公眾的不滿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一旦政策主體無視或無法滿足公眾需求時，他們也可能會由政策的支持者轉變為政策的反對者。阿爾蒙德就曾指出政治不穩定產生于“政治體係的能力和社會需求的脫節”。
公眾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是公民政治參與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僅僅是一個宏觀的方向和原則問題，更需要結合實際把它轉化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和細則規定。在公民參與社區的發展與建設方面，美國的城市居民參與城市的建設與管理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美國加州政府規定：城市綜合規劃過程必須有居民參加，而且盡可能是在規劃制定的早期就廣泛收集公民的意見；市民委員會成員是社區中的積極分子，由有特殊才能者或對綜合規劃有特殊興趣者組成；在城市開發上強調公共機構與市民參與的必要程序。也就是說有了公共機構和市民的參與，規劃項目不一定能通過審批程序，但是如果沒有公共機構和公民的參與，項目根本不可能進入審批程序。
十七大報告也指出，要使“基層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顯著增強”。富有成效的民主必須保證人民在民主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參與，民主的價值實現不僅僅靠對民主的目標追求，更重要的是靠民主途徑的保障。在筆者看來，我們要倡導一種實質的參與而非形式上的參與，即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或效力應取決于公眾參與及公眾評估，也就是說公眾能在某種程度上決定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郭立場)
國家與社會：公民參與的兩個層面
積極引導新階層的有序政治參與
部門利益何以能左右環評立法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