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作者文集
25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可持續發展論壇”上，北京工業大學社會學專業的趙衛華博士做了關于“廣東外來人口對社會治安影響的原因分析”報告。報告指出：外來人口中犯罪率高的主要是三種人：找不到工作者、貪圖享樂者、拾荒者，犯罪者大多屬于社會底層，生活
條件與本地人差距很大，他們也承認，與本地人貧富差距太大引發心理不平衡。（《信息時報》11月26日報道）
心理不平衡成為外來人口犯罪率高的原因在于：一是現行的公民遷徒制度雖然保障了公民的遷徒權，但絕大多數城市中的外來人口在新的城市中，並沒有得到與其付出相匹配的權利回報，城市居民所享有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相應的權利，基本上與外來人口無關；二是外來人口時常要面臨著來自于城市居民的歧視，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沒有看到外來人口對于城市建設所起的重大作用，而單方面錯誤地認為正是外來人口的增加，導致了社會治安的惡化。
生存在如此一個權利、福利雙重貧血，同時又嚴重缺乏信任的環境之中，外來人口享受的待遇之差，是可以想像的，這一群體遭遇的整體排他性，也使得這部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時常產生逆反心理，稍有不順，便可能成為一起案件的誘因。
顯而易見，單純地對外來人口犯罪率高進行指責是缺乏現實意義的。因為隨著城市建設不斷擴大，城市中許多基礎崗位以及服務性崗位實際上已經離不開外來人口，而且外來人口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在如是背景之下，有關部門或許更該考慮的是，如何在各方面的權利與利益平衡中，多分外來人口一杯羹，讓他們的整體待遇趨近于城市普通居民，貧富差距的縮小，顯然是有助于降低外來人口的犯罪率的。
沒有人願意鋌而走險踏上犯罪之路，沒有人甘願冒著被繩之以法的風險去幹打家劫舍的勾當，但前提必須是整個社會對外來人口這一群體予以足夠的關心與關懷，給予他們與城市居民盡量一致的福利待遇與工資待遇，同時賦予他們應有的政治表達權利，我想，有了如許多的關愛，那麼居高不下的外來人口犯罪率自然會大大降低。
前不久，浙江省試行了新“居民證”制度，消息甫一公布，曾引起媒體較為一致的歡呼，筆者以為，這一制度實際上體現的，就是對外來人口生存條件以及生存質量的高度關注。讓每個外來者在陌生的城市中找到家的感覺，讓其體會到付出必有回報的深刻意義，同時政府要盡一切所能縮小其與城市居民之間巨大的經濟差距，惟此，才會有社會的長治久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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