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武則天為奪取後位，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嫁禍王皇後”的說法在民間廣為流傳，這個說法也得到了正規史學著作的傳揚。那麼，“武則天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究竟有無其事呢？新近，學者孟憲實提出，從種種跡象和史料來看，武則天其實並未“振喉絕襁褓之兒”。
武則天之像
武則天在中國歷史上橫空出世，是一個歷史奇跡。在一個男權社會裏，怎麼會出現一個女皇帝呢？皇帝制度的彈性，因此可以確定。但是，成功地獲得皇位的武則天，身後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圍繞武則天的評價，妖魔化一直佔據著傳統史學的主流地位。在一係列妖魔化武則天的歷史記述中，“武則天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就是典型的事件之一。
從簡至繁的記錄變遷
大約在永徽四年，武則天為高宗生下一個公主，但是這個公主不幸而夭折。公主之死，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最開始的記載是很簡單的，《唐會要》卷三“天後武氏”條下是如此記載的：“昭儀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後殺之，上遂有廢後之意。”當時的武則天是昭儀，屬于皇帝九嬪之首，正二品。這是武則天跟唐高宗所生的第二個孩子，第一個是長子李弘。
根據《唐會要》的這個記載，武則天和高宗所生的公主確實夭折，因為不知道死亡原因而且死得突然，所以稱作“暴卒”。武則天充分利用了公主之死，採用悲情主義的訴求方法，把公主之死的責任推給自己的情敵王皇後。高宗看來是受到了武則天的影響，開始萌生廢黜王皇後的念頭。
《唐會要》一書，雖然是北宋王溥編輯的，但是吸納了唐德宗時期蘇冕四十卷的《唐會要》和唐宣宗時期崔鉉的《續會要》，所以保存唐代國史資料比較多，向來為學者所重。這裏的記錄，也相對穩重。當時，王皇後聯合蕭淑妃與武則天鬥法，武則天悲情主義的戰鬥技巧適合當時的情況，因為畢竟是母親喪女，說一些喪失理智的話是可能的，而高宗看見受傷的母親，也很可能同情心上涌。
但是，高宗新生公主夭折一事，《舊唐書》卻沒有任何正面提及，但是在則天皇後本紀的史臣曰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武後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姦人妒婦之恒態也。”其中，後一件事是指武則天殘酷對待失敗了的王皇後和蕭淑妃，而前一件事“振喉絕襁褓之兒”，可能就是指扼殺親生公主的事。《舊唐書》成書于後唐出帝開運二年（945），先後編寫用了四年時間。為什麼這件事沒有寫入《舊唐書》的正文，而是用“史臣曰”的方式表達出來，沒有確鑿證據，推測起來大概這個時候已經有了武後殺親生公主的說法，但是不能坐實，只好用這種更具有個人意見的方式表達出來。
《舊唐書》這種比較概括的說法，到了《新唐書》中淩空一躍，變成了非常具體生動的描寫。《新唐書·後妃列傳》的文字是這樣記載的：“昭儀生女，後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後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後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後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後意。”在這裏，公主之死的過程詳細而生動。
《資治通鑒》的記載，直接繼承了《新唐書》，文字如下：後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後憐而弄之，後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後適來此。”上大怒曰：“後殺吾女！”昭儀因泣訴其罪。後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
仔細比較，《資治通鑒》這段文字基本採自《新唐書》。皇後看望新生公主，離開以後，武則天偷偷殺掉公主，然後偽裝現場。唐高宗到場，武則天假裝歡笑，掀開被子，發現公主已經死亡。詢問左右，大家都說剛才皇後來過。于是皇帝大怒，認為是王皇後“殺吾女”。王皇後自然無法解釋，于是皇帝開始產生廢立皇後的念頭。以上基本情節，兩書都是相同的，而且細節越發生動詳細。
但是，細節越生動越詳細，越發引人懷疑。且不說《通鑒》對《新唐書》這種細節修改，已經使得過程發生變化。我們要問的是，傾向合理化的修改，意圖是什麼呢？可是，細節如此考究的《通鑒》，在描寫這件事的時候，卻沒有比較清楚的時間定位，因為《通鑒》把此事放在永徽五年的年底來敘述，按照《通鑒》的體例，說明此事具體日月不清楚。作為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是這類史書的典范，對于歷史事件時間定位的重視，《通鑒》也是典范。可是，在公主之死的問題上，《通鑒》可以花筆墨修改《新唐書》看上去不夠合理的文字，為什麼在更重要的時間定位問題上沒有給出更具體的坐標呢？答案是無法清晰的，但是《資治通鑒》對此事信息的掌握看來是有限的，以致于重要的時間定位都不能給出，只能在《新唐書》的基礎上對細節進行“合理化”的修改。
從以上的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公主之死的文字記錄，有一個由簡至繁的變遷過程，在該過程中，重要的信息如事件發生的時間沒有進一步的信息，但是細節反而越來越清晰。在中國古史研究中，曾經有過一個“層累地構造學說”，意思是古代的歷史隨著時間而越來越清晰，恰好證明是後人締造的結果。文學史上也有類似的問題，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被不斷地加工和創造，最後的模樣與初始狀況相去甚遠。那麼宮廷秘史，是否也有這種規律呢？所有的當事人都沒有留下記錄，那麼後人是通過什麼途徑反而獲得了更多的細節呢？所以，在今天，當我們面對的歷史事實，有著一個由簡至繁的描述過程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提出疑問。
王皇後在武則天入宮前已失寵
現在的史籍記錄，不論是《唐會要》還是《新唐書》，對于王皇後地位的危機，多強調小公主之死帶來的後果。具體而言，就是唐高宗從此開始有了廢後的念頭。其實，王皇後的危機不是從小公主之死開始的，而後來王皇後的被廢，也沒有證據顯示公主之死發揮了作用。
王皇後的危機，在武則天入宮之前已經顯現。王皇後出身太原王氏，在當時是天下一等士族。王皇後雖然出身名門，名正言順，但是她跟高宗的關係似乎從很早開始就存在問題。高宗與蕭淑妃連續生育一兒兩女，證以《唐會要》的說法“時蕭良娣有寵，王皇後惡之”的記錄是有根據的。武則天二進宮，是王皇後引進的，而王皇後的動機很難說是光明正大的，因為她召武則天入宮，依然是與蕭淑妃爭寵的繼續，“欲以間良娣之寵”。只不過事與願違，武則天“既入宮，寵待逾于良娣，立為昭儀”。王皇後引狼入室，蕭淑妃的恩寵雖然解除，但是武則天後來居上，王皇後依然不得寵愛。
唐高宗不喜歡王皇後，才是王皇後的真正危機所在。也正是因為皇後有如此危機，她的舅舅柳奭才在永徽三年七月，醞釀確立太子之事。《新唐書》李忠本傳記錄到：“王皇後無子，後舅柳奭說後，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己，後然之，請于帝。又奭與褚遂良、韓瑗、長孫無忌、于志寧等繼請，遂立為皇太子。”顯然，皇帝開始並沒有同意皇後的請求，但是長孫無忌等朝中重臣紛紛出動，皇帝只好妥協同意。而立李忠為太子，文字記載很清楚，就是為了穩定王皇後的地位。而這個時候，武則天與唐高宗的第一個兒子尚未出生，更不要說公主之死了。
確立李忠為太子，並沒有挽回王皇後的地位危機。就在太子確立以後不久，唐高宗與武則天的第一個兒子出生。這個兒子被命名為李弘，而李弘這個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長。南北朝以來，道教為主的社會傳播渠道，一直盛傳“老君當治”、“李弘當出”的讖語，宣傳李弘為真命天子。根據唐長孺先生的研究，唐高宗和武則天給自己的兒子命名為李弘，就有應讖而為的意思。而當時李忠已經確立，這不正暗示著對李忠的不認可，也就是對王皇後的某種不承認嗎？如果說王皇後的地位危機來自武則天的攻擊，不如說來自唐高宗很久以來對她的冷淡，而唐高宗命名兒子為李弘，其實已經預示著皇後的更大危機。明確地說，這個時候，唐高宗如果還沒有換皇後的念頭，這些問題都無從解釋。
在李弘出生的這個時期，武則天與王皇後、蕭淑妃的聯盟，鬥爭已經有一段時間，而勝利的一方屬于武則天。上文引證《唐會要》武後傳、《舊唐書》武則天本紀和《新唐書》王皇後傳說明，各書在描述雙方鬥爭的時候，立場有所不同，但是武則天的勝利卻是公認的。所以，武則天作為當事人，唐高宗對待王皇後的看法以及皇帝與皇後關係的幕後因緣，都是應該一清二楚的。王皇後從來沒有得過高宗的恩寵，對于高宗而言，王皇後早就是昨日黃花。所以，廢黜王皇後在唐高宗這裏根本沒有感情障礙，障礙只在朝中大臣而已。對于唐高宗感情脈搏了若執掌的武則天，對于已經失敗的王皇後的繼續打擊，有必要付出親生女兒生命這樣沉重的代價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