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幢樓，樓有三層：一、叢林層，二、土地層，三、市場層。人類最早居住在“叢林”這一層，“水簾洞”、“花果山”，過著漁獵和採集的生活，一切歸公，平均分配，後來冰川涌動，山洪爆發，森林起火，花果飄零，只得改換樓層，從“叢林”轉移到“土地”。沃野千裏，河川縱橫，牧歌聲聲、炊煙裊裊，土地社會
不錯，做個萬年不變的“農人”也好。也許是這個原因使中國人駐留“土地”的時間特別長久。
然而“土地”並不是久留之地，“土地社會”有它的法則：“人-土地法則”。這個法則驅動人類走上“市場”。這個法則有5個原理，形成一個周期律。
原理之一：人口的無節制增加。農業勞動的季節性、集約性與單純性，產生對農業人口的無節制需求。最典型的農業國，產生最多量的農業人口，中國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農業國家，于是中國人口居世界之最。這不是中國國情的優長之處，而是中國“問題”的焦點所在。
原理之二：土地的無節制減少。地球土地面積在絕對意義上保持不變的常量，而其性質總在不斷地沙漠化、其肥力總在不斷地貧瘠化，因此可耕作的土地面積總在無節制地減少。
原理之三：流民的產生及流民群的無節制膨大。人口的“無節制增加”與土地的“無節制減少”，造成廣大農業剩余人口的產生，這就是農業社會的一個特別的人群——流民，而土地的“無節制兼並”又使流民群無節制龐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說：“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文明是一種生態方式，需要達到兩個“生產”的平衡，即人口的“生產”與生活資料“生產”的平衡。當有限的“土地”之舟，承載不住過量的“乘客”（農業人口），“土地社會”（農業社會）的生態平衡終將崩壞，而“流民群的無節制膨大”成為生態崩壞的不祥信號。
原理之四：流民戰爭的周期性爆發與舊王朝的覆滅。當失去土地的農民———“流民群”擴大到一定的極限，戰爭就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發生無數次的農民戰爭，真實意義上說都是流民戰爭。流民是戰爭的“起源”，流民是戰爭的“兵源”。任何偉大的王朝，最終都要葬送在流民起義的滔滔洪水中。這是因為“無限人口”對“有限土地”總要發生“超載”的現象，這是因為與政權關係最近的地主總要肆行土地兼並，這是因為流民總要滋生、膨脹與超限。
原理之五：戰爭停息後的安定恢復。戰爭發揮了以下的作用。第一，消滅了大量剩余人口，“人口超負荷警報”因戰爭而消除，流民群縮小。第二，衝擊與掃蕩了大地主，土地回到農民手中，促使流民群再次縮小。第三，消滅舊王朝，建立新王朝。新王朝以制度保證土地的平均分配，天下安然，四海笙歌。戰爭成為農業文明“最古老的生態制衡方式”。
以上五個原理，最後形成一個周期律：人口劇增-土地兼並-流民孳生-戰爭爆發-天下太平，這是中國土地農業社會的行進路線。然而，天下太平隨後又是人口增加，王朝勃興隨後又是王朝腐敗，與王朝政治距離最近的官僚地主隨後又會兼並土地。這樣流民再擴張，烽煙再興起，描畫出往復興亡的亙古輪回。
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假如中國不走出古代中國的“興亡周期律”，中國將永遠產生不出新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將永遠成為一個停滯的中國、貧弱的中國。假如中國繼續停留在農業社會，人口必會超越土地的超載極限，流民必會加速劇增，最古老的生態制衡方式必會再次起效，引致動亂，付出代價。
一如費爾南·布羅代爾所說：“市場是整個經濟的動力裝置。歐洲的發展，甚至世界的發展，無非是市場經濟發展”，這樣的“動力裝置”，古代中國沒有。假如中國不走出“人-土地”的歷史循環，中國社會將永遠成為一個“無動力社會”，中國這輛無動力之“車”，將無法進入世界現代化的賽道，進去了也被拋得老遠。
縱覽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經受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等多次侵略戰爭，每次奮爭，每次慘敗。翻檢一部建國史，改革前背離經濟規律，幾乎走到經濟崩潰的邊緣。由此才知道讓中國採用市場經濟，轉入“現代化”軌道，竟是民族救亡的根本方針、愛國主義的主題話語；由此才知道中國在“人-土地”的悖圈中行走得太久，1919年的覺醒、1949年的解放、1979年的改革，尤其是鄧小平倡導的市場經濟改革，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和寶貴。
目前我國仍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這就要求我們認真遵循黨的核心思想，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進步的階梯上解放思想，健步跨越，更上層樓，實現文明的提升。（盛邦和）
加快建設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關注流動人口失業問題
解放思想與實話實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