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年輕時的照片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幾名美國官員走進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訪一位“重要人物”，以獲得主人對大陸時局的高見，供美國政府參考。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領導人張國燾。此次訪談的資料一直被美國政府作為機密文件收藏，直到１９９２年才公布其相關信息。近日，筆者輾轉從外國公開渠道獲得其詳細內容，其中耐人尋味的是，張國燾當時就預言鄧小平終將復出……
“張國燾”這個名字，有人可能很熟悉，有人可能很陌生。他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昔日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蘇區的最高領導人，也是中共歷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他既有過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過為人不齒的叛徒生涯，更有著令人唏噓的淒涼晚景。
那麼，張國燾為什麼跑到香港？又為什麼跟美國方面發生了關係？他在這次採訪中又說了些什麼？一切都要從１９３８年張國燾背叛中共說起……
１．背叛中共後不得志
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共建黨初期的高級領導人，一直到長徵之前，張國燾的革命生涯可謂可圈可點。但是，１９３５年紅軍兩大主力會師之後，作為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張國燾野心膨脹，妄圖以軍力脅迫黨中央，以獲得黨政大權。並反對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力主南下，事實上走向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此後，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與中央會合。從１９３７年開始，中共中央開始對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展開大批判，一向心高氣傲的張國燾何曾有過這番遭遇，心裏拒不承認錯誤的他決意叛黨。
１９３８年４月，時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逃往重慶，投入蔣介石的懷抱。在國民黨，張國燾先後委身于軍統、設計委員會等處，官場的傾軋令他鬱鬱不得志。全國解放前夕，張國燾隨著國民黨反動派敗逃臺灣。在臺灣，他的處境更加惡劣，不僅沒人重視他，就連自己看好的住宅也被強佔，在這種情況下，心灰意冷的張國燾在１９４９年冬攜妻子楊子烈和三個兒子離開臺北，到了香港。
２．美國人找上門來
在香港，張國燾一度與人合夥，辦起了一個名叫《中國之聲》的雜志，張擔任雜志社社長，雜志自稱“既反共，又反蔣”。但不久張國燾就與合夥人產生矛盾，張被合夥人轟走。離開雜志社之後，張國燾又去炒黃金，想大撈一筆，結果又蝕了本。“屋漏偏逢連陰雨”，妻子楊子烈又在買菜時摔倒在地，摔壞了臀盆骨，高昂的治療費用讓張國燾愁苦難堪。這個時候的張國燾困頓之極，真可謂“淒淒慘慘戚戚”。
就在張國燾艱難度日之時，美國的一些機構對他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看來，張國燾雖然已經離開政治中心，但他曾長期擔任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的一些見解和回憶或許對研究中國有著極大的價值。
在１９６１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該中心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２０００港元。在當時，每月２０００港元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對張國燾來說更是雪中送炭。時年６４歲的張國燾滿口應承，開始寫回憶錄。１９６６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這便是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
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也看中了張國燾，在他們看來，張國燾不僅對中共早期的歷史十分了解，而且與紅色中國的現任領導人有著長期的交往，對他們的籍貫、性格、愛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運作十分熟悉，因此張提供的信息，對美國了解當時中國大陸的政局有重要價值。于是，美國的一些政府機構也找上他，讓他對紅色中國的時局發表一些看法。
３．稱“文革”難以為繼
張國燾雖遠離政治，但仍然密切關注１９６６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更何況這種關注還可以帶來報酬。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三名美方人員（這三人包括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其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于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時期，張國燾便和毛澤東相識，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徵中，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今四川小金縣）會師後，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毛、張兩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對手，張對毛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在分析毛澤東的特點時，張國燾認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農民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毛便想採取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張國燾也認為，在“文革”發動以來的兩年中，毛還常受到一些情緒的影響，從而採取一些危險的戲劇性的行動。
對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別是那些獲得一些權力的“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張國燾認為這些人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那些年輕的“革命繼承人”不能勝任工作反而成為負擔。在那些激進的現任領導人衰落後，中國將回歸平靜，“文革”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必然難以為繼，將由此進入實幹家治國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