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學術研究》雜志社和廣東儒學研究會聯合主辦的“儒學與當代社會”學術研討會,近日在廣州中山大學隆重召開。來自臺灣師范大學、臺灣輔仁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黑龍江大學、山東大學、西南交通大學、河北大學等近40家學術機構的60余位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圍繞著“儒學與當代社會”這個學術和社會熱點問題,展開了熱烈而又深入的探討。

    “儒家和諧思想與公民社會”是會議的主題之一,與會者圍繞這一議題各抒己見。有學者指出,在“公民社會、民主憲政”下的儒學發展應是以強調“社會正義”為重心,強調“公民”概念的儒學第三波革命,也是“公民儒學”的革命。也有學者認為,儒家士人精神中的參與意識、責任意識、自主意識、獨立意識、批判意識和抗衡意識對于培育公民人格、促進公民社會建設具有積極意義。還有學者圍繞“和諧之源”和“治國之道,守信為先”兩個話題展開對儒學現代意義的論述。

    “‘國學熱’、‘讀經熱’與當代社會”是會議的主要論題之一,受到與會者的廣泛關注並展開了熱烈討論。學者們主要提出以下觀點:一、近年來所講的“國學”,即指傳統文化。此概念在近代中國最初之時,既有抵制西方先進文化的意圖,也有弘揚本國文化、挺立民族文化脊梁的時代意義;而近年的國學熱是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強的表現;國學研究應弘揚時代精神,反對復古守舊、反對把國學政治化、商業化,防止將國學等同于儒學,得到與會學者的讚同。二、“國學熱”反映出當代學校傳統教育的缺失,其原因在于從體制上完全排斥了傳統的書院制度、缺乏良好的教材和沒有相應的傳統禮儀教育,主張促使學校成為傳統文化教育主渠道。三、國學的結構包括時間、空間、載體和內核四個方面。國學的載體是中華民族全體成員,國學的內核是中華民族精神。國學結構的四個方面,決定了國學的功能在今天是參與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增強民族成員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四、國學“熱”反映出大眾國學素養的嚴重欠缺,目前應當充分重視國學的大眾普及。深圳大學景海峰教授通過梳理晚清迄今“國學”內涵的變遷,肯定了國學走出書齋、走向大眾的取向,並認為這是近年來國學復興的文化原因。五、當前重讀儒家經典有五種意義:補充傳統文化的知識性匱乏、追溯公民品格的道德性淵源、尋求儒家學說的現代性出路、回應全球性泛化的民族性重構、應對信仰危機的精神性尋根。

    儒學價值體係的構建以及儒學的當代發展,也是為與會者廣泛討論的另一個主題。有學者從價值取向與中華文明發展關係的角度分析了漢代精神傳統的形成及其淵源流變,認為神、聖崇拜中國古代一以貫之的精神傳統,至漢代在帝王身上集結為“唯神”、“唯聖”的價值取向,直接導致了中華文明從先行到落後。南京大學李承貴教授指出,宗教儒學、政治儒學、哲學儒學、倫理儒學、生活儒學是儒學發展過程中常見的形態,在它們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更高形態的儒學是體現儒學共性和促進儒學發展的需要。還有學者認為,儒學深深地影響了中華傳統的民族精神與民族生命存在和安立的基本方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賴于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挺立。也有學者指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儒學發展提供了契機,保持儒學與當代政治實踐的適當張力,樹立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西方文化協同共進觀念,以文化儒學、生命哲學、價值思想、生態倫理為儒學自我轉化的切入點,應當是儒學發展的前景。來自我國臺灣的教授從臺灣儒學的社會關懷來分析儒學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係,指出臺灣儒學是一種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關的“精神性的教養運動”。

    如何從儒家文化中獲得建設中國新文化、治理誠信缺失、平衡義利關係的資源,也是學者們討論頗多的問題。學者們就孔子“聖之時者”的精神品格、“因革損益”的思想方法以及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等對完成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有重要作用。春秋時期倫理概念的真實性、功利性和時代超越性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與會學者認為,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在今天仍有積極、合理的成分,肯定儒學在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增強華人世界的文化認同、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方面有重要貢獻。創造性詮釋、轉化傳統儒學的資源,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之路。（吳祖春、鄭俊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