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來，勞動經濟學專家王一江教授極其忙碌，不僅應邀參加有關新《勞動合同法》的講座、媒體節目，而且頻繁接到一些企業主的咨詢。
近幾天的一個來電讓他印象深刻，對方是深圳某服裝廠的老板。由于新《勞動合同法》有條文，“用人單位應當嚴格執行勞動定額標準，安排加班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支
付加班費”，該服裝廠老板依新法行事，作出了廠裏員工一律不許加班的規定。而員工的工資是按件計算的，如此一來，收入相應減少，于是員工們集體罷工抗議不許加班的新規定，令這位企業主焦頭爛額。
與之前華為辭職再競崗、沃爾瑪裁員等事件比起來，這起事件聽起來似乎不是那麼重大，甚至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其中的意味卻讓人無法忽視。如果說華為等事件傳達出的是企業主對新《勞動合同法》的忌憚與規避，那麼這一事件則是勞動者起而反對新法規定的勞動定額標準，他們對新法給予的保護並不領情，這一尷尬現象更加發人深省。
新法所引發的巨大衝擊與激烈爭議，仍在持續進行。《勞動合同法》的更新，牽一發而動全身，事關企業利益、勞動者利益，事關國民經濟的總體發展，不能不慎之又慎。在司法解釋與實施細則出臺之前，相關的爭論仍很有必要深入下去。
新《勞動合同法》在很多方面都向勞動者提供了傾斜保護，如無固定期限合同、加大工會力量等規定。有鑒于相當長一段時期來，國內勞動力市場存在著諸多問題——如供過于求、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工作條件差、工資水平一直沒有提高，乃至黑磚窯的出現等等——立法保護勞動者無疑是合情合理之舉。
但是，保護勞動者是否應成為勞動立法的宗旨？是保護已就業的勞動者重要，還是保障經濟發展、充分就業更重要？以立法形式提高勞動者的地位與保障，是否就能達到相應的客觀效果？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根本舉措是什麼？——針對這些問題，眾說紛紜，從無篤論。
有鑒于此，王一江立足于國際視野，比較各國在勞動立法上的成敗經驗，指出其中一些普遍規律和經驗。“其中最大的一個經驗（也可以說是教訓），就是凡是有過多的立法來幹預勞動力市場的國家，比如德國、印度，盡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福利，最後都事與願違，出現了長期持續失業和勞動者福利下降的情況，國民經濟長期不景氣”。
另一條基本道理是，“如果一個社會大量勞工都是在比較低工資的條件下工作，這說明社會經濟是相當不發達的，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是提高經濟效率，促使經濟的發展。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和市場上其他產品的價格是一樣的，本質上由供求關係決定的。一個蓬勃發展的經濟，形成對勞動力的旺盛需求，工資就會節節上升。一個落後的經濟，就業機會非常稀有，勞動供給大量過剩，工資水平就會非常低，無論政府做什麼，工資水平都高不了。”
勞動合同法的司法解釋、實施細尚未出來，執行到什麼程度還不清楚。王一江希望，“能解釋得寬松一點，能更加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劉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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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為新勞動法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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