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史綱》連載11
《中蘇關係史綱》
第一章中蘇建交聲中的革命輸出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衝擊
中國共產黨的形成
中蘇交涉一波三折
孫中山革命化的推動力
第二章 蘇聯援助下的國民革命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
蘇聯幹涉與"三二〇"事變
蘇聯顧問與北伐戰爭
“五月指示”與國共分家
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
中東路事件與“保衛蘇聯”
蘇聯的翻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共中央之所以會在中東路事件上採取“擁護蘇聯”的態度，根本上在于當時共產黨人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觀念。這就是，堅信當今的世界是以階級來劃分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無產階級唯一的祖國，因而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大本營。換言之，各國共產黨的存在，是與蘇聯的存在密切相關的。保衛蘇聯，也就是保衛中國革命。由此可知，這個時期的蘇聯，不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且也是各國共產黨革命的楷模。不僅黨要按照聯共（布）黨的形式來組織，就連各國革命也要按照俄國革命的形式，稱之為蘇維埃革命。
中共打出“蘇維埃”革命的旗號，是在1927年9月中旬。當時，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代表起草了一個《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宣布國民黨的旗幟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徵”了，共產黨現在不僅必須“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369－370頁。
“蘇維埃”，是一個純粹俄國的名詞，意思是“會議”。它之成為特有名詞，是因為俄國1905年革命時出現過一種由罷工工人作為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的代表會議，被簡稱為“蘇維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義機關和工人自治政府的雙重性質，很適合于共產黨人用來領導工人對政府的鬥爭，因此在1917年新的革命高潮出現時，再度出現並成為與上層立憲議會，乃至于和政府相抗衡一種革命鬥爭機關。最終，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利用它領導了反政府的暴動，並在革命勝利後用它作為政府最高權力機關的代名詞，以便于貫徹階級專政的意圖。
把蘇維埃這一革命形式具體應用到中國革命當中來，最早是在廣東的海陸豐。由彭湃所領導的海陸豐農民起義勝利後，即曾一度將那裏的政權以蘇維埃來相稱。但是，這顯然是和共產國際代表所起草的那個決議所要求的不相一致。因為，決議中明確規定：“當（廣州、長沙）這些中心地點〔還〕沒有被革命暴動佔據以前，在小縣城裏面要堅決地拒絕組織蘇維埃”，以免失掉蘇維埃政權所應具有無產階級領導的“真意”。《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371頁。因此，真正讓共產黨人相信中國的蘇維埃革命階段已經到來的，是廣州暴動。正是在廣州起義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了。連政府組織形成也是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組成的，如蘇兆徵為政府主席（因人未到，由張太雷代理），葉挺為工農紅軍總司令，黃平為人民內務、外交委員，楊殷為人民肅清反革命委員，周文雍為人民勞動委員，彭湃為人民土地委員，陳鬱為人民司法委員，何來為人民經濟委員，張太雷為人民海陸軍委員，等。
廣州暴動的迅速失敗，使中共計劃在中心城市中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嘗試轉瞬即逝。再度奪取中心城市已在兩年半之後，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乘著湖南軍閥何健率部參與中原大戰之機，佔領了長沙城，並且再度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是，這次的佔領，也僅僅維持了將近兩天就被迫撤出了，新的蘇維埃政府自然也不復存在了。
實際上，把自己建立的革命政權稱之為“蘇維埃”，這個時候在中共的農村根據地已經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了。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始終堅持把蘇維埃與中心城市及其產業工人階級相聯係，不肯把這種自發地建立在農村中的蘇維埃作為真正意義上的蘇維埃，因此，各個根據地遲遲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蘇維埃政權機關。還在1930年初，鑒于各地農村蘇維埃的存在已經成為事實，遠東局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就已經提出要召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問題。而中共中央對此卻不予重視。在2月發出的召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通告當中，它特別在“蘇維埃”三個字的後面加上了“區域”兩個字，以強調這些代表只是代表那些有著蘇維埃形式的根據地。遠東局對此提出異議後，中共中央才一度加以修正，改稱為“中華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卻還是特意加上了“準備委員會”的字樣，以示這一會議並沒有選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全國蘇維埃政權的資格。而當5月19日這次會議于上海秘密召開時，中共中央因為擔心“準備委員會”仍會引起與會者的歧義，故還是改回叫“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對此，遠東局尖銳地提出了批評。但中共中央負責人之一的李立三堅定地認為：蘇維埃必須建立在對全國有很大意義的區域裏，至少也要建立在諸如湖北沙市、宜昌那樣大小的重要城市之中，而不能建立在農村裏面。
7月10日，共產國際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明確的指示，提出不僅要把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列為目前黨的頭等重要的任務，而且這個蘇維埃中央政府還應當直接建立在蘇區裏面。但是，共產國際此舉，只是加速了以向忠發和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發動大規模暴動，以奪取中心城市的時間表而已。直到莫斯科直接出面幹預中共中央的這種盲動計劃，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沒有取得多少進展。
10月間，共產國際最終對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特點做出了不同于中共中央所理解的一種全新的解釋。按照共產國際的新說法，中國革命雖然也不出蘇維埃革命的范疇，但其具體形式將區別于俄國革命，即它將不是像俄國革命那樣，靠奪取一兩個中心城市來取得全國政權。中國革命必須走一條相反的道路，即“必須在暫時還不是蘇區的地方，發展農民運動，發展遊擊戰爭，用農民風潮底鐵圍來包圍當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軍閥軍隊裏組織我們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強我們在這些軍隊裏的工作。就是說，瓦解國民黨的政權，到處動搖國民黨的政權。只有這樣，才可以準備大工業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才可以準備由武裝起義工人和紅軍來佔領這些城市”。《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于立三路線的信》，1930年10月，並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652頁。
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根本上扭轉了中共中央以往對蘇維埃革命中工人階級成分和中心城市作用的那種迷信態度。在進一步通過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把更加熟悉也更加服從莫斯科的指示的留蘇學生推上領導崗位之後，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很快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從1931年2月起，超過60%的幹部和工人骨幹被分派到各個農村根據地去了，蘇區和紅軍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加強。
這一年的11月7日，作為全國統一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蘇區的首府瑞金正式宣告成立。毛澤東被任命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政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周以粟為內務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和最高法院院長，張國燾為司法人民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以蘇維埃為特徵的這樣一種政權形式和國家形式，由此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持續了幾年的時間。(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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