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算起，我國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事業已走過三十年的歷程。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們都還記得，三十年來，我國曾有過三次思想大解放，這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撥亂反正的作用，都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事件。在今天，回望這三次思想大解放，對我們紀念這段歷史，對我們眼下正在進行的新一輪改革定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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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8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兩個凡是”神話，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開序幕
1977年7月，在黨內元老葉建英、李先念等同志的多次提議下，73歲的鄧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當時，我國結束十年動亂不到一年，由于思想領域人們受極“左”思潮影響時間太長，所以盡管粉碎了“四人幫”，但陰霾仍未散凈。這年2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還聯合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繼續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向社會宣揚個人迷信和極“左”思想。社論向全國明確發出號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隨後，全國所有報紙都以通欄大字標題的規格隆重轉載。在當時，兩報一刊具有與中央文件相同甚至更大的政治影響力。這樣，“兩個凡是”不脛而走，立刻就成為全社會判斷政治是非、行為對錯的基本標準。
顯然，鄧小平同志復出時，正是舉國上下積重難返、百廢待興的時候，如何衝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盡快擺脫極“左”影響，解決“文革”遺留問題，把全黨中心轉移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這是鄧小平同志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作為傑出的政治家，鄧小平的過人之處就是能夠以他的非凡膽略，一方面積極聯合一批政治元老巧妙周旋，解決了一批冤假錯案，使一些老同志重回領導崗位，另一方面，在時任中組部長、中央黨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胡耀邦的輔佐下，積極在思想領域謀劃怎樣撥亂反正。1977年8月，中央黨校內部理論刊物《理論動態》發表《理論工作必須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文，批評了有些人“對待是非不以客觀實際為準”，而是以“權威意見為準，以報紙刊物上的提法為準”。1978年1月，人民日報《文風和認識路線》一文提出：“檢驗工作好壞、水平高低的標準是看實踐，還是去看別的東西？”同年3月，人民日報在《標準只有一個》的文章中進一步提出：“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除了社會實踐，不可能再有其他檢驗真理的標準。”
客觀地講，上述文章並沒在當時引起太大社會反響，但它卻如一場思想“熱身賽”，給封閉多年的我國社會在精神上注入了活力，為日後更大范圍、更大規模的理論討論奠定了輿論基礎，也促使理論工作者對實踐標準問題去做更深層次的理性思考。1978年5月10日，有多名理論工作者參與寫作修改，由胡耀邦同志親自審定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理論動態》第60期全文發表；第二天，光明日報全文轉發；第三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新華社向全國發通稿，幾天之內，該文迅速傳遍神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七千多字，全文分四個部分：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從學術角度來說，該文闡述的不過是最基本的哲學道理，並無理論新意，但是，由于它恰好點到我國在真理問題上的教條主義“死穴”，觸及到人們對待“兩個凡是”的不同態度，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文章一出，舉國震驚，一場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由此在黨內外公開展開。這場討論與其說是理論爭論，不如說是思想鬥爭，因為真理標準直指“兩個凡是”，而人們在“兩個凡是”上的不同思想立場，自然就構成兩種不同的政治態度。過程無需贅言，這場討論與鬥爭最後以極“左”派失敗、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而結束，尤其是三中全會，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批判了“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號召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社會空前活躍，改革開放穩步推進。在經濟領域，“小崗村改革”轟動全國，人民公社悄然解體，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在文化領域，小說詩歌佳作不斷，美術戲劇新潮迭起，各類思想碰撞不已。一場思想大解放，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帶來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發展。
二、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觸動姓“社”姓“資”，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1989年下半年以後，受海內外政治形勢的影響，國內再次出現思想紛爭，以為改革開放要收、階級鬥爭要抓的疑問不僅在社會，在黨內也大有存在，這時候，蟄伏多年的“
左”傾思想有了抬頭空間，于是抓住機會又冒了出來。1990年2月，一篇《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報發表，該文提出一個帶根本性的質問：“是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也是這個年份，一家有影響的雜志在第一期發表的《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和規范改革開放》一文中指出，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同年7月，北京某報發表《誰說社會主義“講不清”》的文章，把矛頭直接對準當時頗為流行的“摸著石頭過河”和“黑貓白貓”理論。還有一篇署名“聞迪”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文章，居然洋洋灑灑在某大報連續轉載。
就這樣，在姓“社”姓“資”的爭論上，“左”傾勢力一度甚囂塵上。思想上的混亂必然帶來生產上的停滯和經濟上的下滑，在當時，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現較大的滑坡勢頭。不過，輿論界也有頂著逆流而上的情況。1991年春節第一天，上海解放日報就發表了震驚全國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的評論文章（當年是農歷羊年）。這篇評論以犀利的語言衝破壓抑，以極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動改革，“何以解憂，唯有改革”，就是本文貫徹始終的中心思想。隨後，該報一鼓作氣又接連發表《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係列評論。自然，黃埔江畔的聲音很快遭到來自黨內外各種持否定態度者的反對和批判，一些大報大刊紛紛發表文章，譴責之聲不絕于耳，譴責的焦點，從《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庸俗生產力觀點是十分有害的》等文章標題上就可看出。其中最為突出的是，1991年12月，一篇集各種“左”傾思想之大成的文章《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改革觀的七個問題》在北京一家刊物出現，該文從改革的目的、標準、任務、方向等方面進行全面反擊，把這場“左”、“右”之爭推向了高潮。
在這種形勢下，1992年1月，鄧小平同志以88歲的高齡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開放中的問題沿途發表談話。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震動全國，它衝破禁錮人們多年的思想禁區，解決了困惑中國多年的改革難題，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徑。“東方風來滿園春”，當時，全國幾乎所有黨委機關報都轉發了以此為標題，詳細記述鄧小平在深圳特區視察工作的長篇通訊。鄧小平南巡談話後，我國市場經濟開始建立，股票這個十分陌生的東西開始在深圳發行，沿海、沿江、沿邊開放的經濟格局逐步形成，內陸地區以省會城市為中心的多層次、全方位對外開放也逐步建立，整個中國經濟呈現高速增長、浪潮迭起的生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