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97年，江澤民為“公”、“私”定論，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穩步推進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後，我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隨著姓“社”姓“資”問題的解決，國家所有制結構發生巨大變動，私有制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到1994年，我國已有私營企業主30多萬戶，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不過據權威部門調查，這其實還是一個十分保守的統計，當時，私營企業主的實際數量比注冊數還要多出一倍。這樣，我國政治語言中的一個敏感詞匯——私營，在不經意間就出現了。
顯然，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中“摸著石頭過河”，越摸越深，所有制問題無可回避地擺在了社會面前。據未曾公開的消息報道，在這個問題上，思想理論界1995—1997年初曾先後有過四份“萬言書”，分別從國家安全、反和平演變、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方面，對私有化及價值取向進行全面圍攻。媒體輿論上，圍繞“公”“私”之爭，理論交鋒也沒停止，連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等黨內大報也先後加入其中。部門報紙如經濟參考報、中國經濟時報，地方報紙如上海的解放日報、深圳的深圳特區報等等，也都紛紛加入了討論。
在這種紛爭不斷的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時任黨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發表了他準備良久的講話。江澤民說：“旗幟問題至關重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我們說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旗幟不動搖。在鄧小平同志逝世之後，我們全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在這個問題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講話全文有兩個要義，一是高舉鄧小平旗幟，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雖然沒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爭論，但針對“左”的批評顯而易見。“5.29”講話後，國內政治情勢上在一段時間並沒把該講話直接與“第三次思想解放”相聯係，直到8月12日，中國經濟時報一篇《第三次思想解放：衝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訪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研究員李君如》，以及十五大召開當天，還是中國經濟時報在9月12日頭版，以《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為題，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幾次思想碰撞進行總結概括，這樣，江澤民的“5.29”講話才正式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一起見諸于媒體表述之中。
我們無從了解當時國內這種宣傳上的策略出于何種考慮，甚至，在《江澤民文選》中至今也無法找到這篇講話原文，但這次“靜悄悄”的思想大解放，我們已從十五大報告關于所有制結構的論述中明顯感受到。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十五大以後，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實施戰略性改組，股份制、合作制、租賃承包等所有制形式先後出現，民營、私營企業比重逐年上升，醫療、住房、教育等改革也隨後跟進，市場經濟步伐在全國明顯加快。
不過，在今天，也有學者對當年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出質疑，質疑的主要點是說，在內容上，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解決的問題，是第二次大解放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延伸，它們屬同一層面，完全可以劃歸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延續之中。還有人提出，現在社會對住房、醫療、教育改革反映較多、意見較大，如把它們納入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之中，會不會形成對這次大解放的否定？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第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有無必要分開完全可以展開討論，但必須看到，它在當時確實對人們解放思想起到了促進作用，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至于住房、醫療、教育改革存在不足，它不屬于改革自身的問題。換句話說，不是應不應改革，而是應怎麼改、改什麼，有問題也是改革進程中所發生的偏差，它屬另一方面的話題，與思想解放本身是兩回事。
四、對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比較和思考
回望我國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三次大解放都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進行，都貫穿一條反“左”主線；三次大解放都使幹部群眾打破了精神枷鎖，帶來思想的躍進，促進了生產力大發展。不過，在側重點上，
三次大解放各有不同，主要表現在：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從哲學理念上突破，它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打破個人崇拜，屬思想觀念的轉變更新。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經濟領域突破，它衝破姓“社”姓“資”的束縛，打破的是計劃經濟崇拜，以生產發展為中心。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也在經濟領域，但重點在體制創新，它衝破的是姓“公”姓“私”的束縛，打破了所有制問題上的公有崇拜，是第二次解放基礎上更深層次的改革。
另外，在輿論聲援上，第一、二次媒體跟進很強，社會輿論反響突出。第三次重在引導探索，“左”“右”之爭的激烈程度與前兩次相比，有波瀾，但不驚。在時間間隔上，從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間相隔14年，第二次到第三次間隔較短，只有5年時間。
總結分析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歷程我們可以感到，在我們這種經濟落後的國家裏，人們的早期改革訴求大都著眼于衣食住行、溫飽富裕這些經濟層面的東西，後來，隨著生產的發展和原有問題的解決，經濟領域更深層次的問題又暴露出來，社會的改革要求也由此更加迫切，但基本還是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主。這一點比較符合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相互關係的原理，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生動再現。如今的問題是，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距今已過去十一個年頭，現在，當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走向深入，與經濟領域的政治因素發生碰撞；當經濟之外的其它社會矛盾與改革中的經濟問題產生摩擦；當經濟體制改革漸行漸遠，與現今尚為傳統的政治體制產生距離不便匹配耦和時，我們是否思考過再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欣喜地看到，黨的十七大就是對思想解放進行一次再動員的大會。十七大報告在引言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隨後，報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理論的概括上，在社會主義建設四位一體總體布局的論述上，都無不體現著繼續解放思想。“法寶”是指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克敵制勝的武器。黨的十七大報告把解放思想稱作“一大法寶”，充分說明我們黨對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視，充分說明當前繼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然，由于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已經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由于現今的問題既涉及經濟也包含政治，既涉及社會更包含民生，所以，今天在解放思想上所面臨的形勢肯定更為復雜，擔負的任務肯定更重，尤其是當政治與經濟、社會與民生這些問題交織一起的時候，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的難度無疑更大更高。因此，這次思想大解放的“點”應該選擇在哪裏，改革應該從哪裏入手，路徑應該如何選擇，這一切，恐怕是我們回望三十年思想解放與改革歷史過後，需要認真思考並加以解決的問題。(晨曦)
注：本文寫作中曾參考《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楊先財主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出版；《交鋒》 馬立誠
淩志軍著，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出版，在此致謝！
把解放思想貫穿到部隊建設全過程
廣東重舉“思想解放”大旗的背後
思想大解放就必須解放“大思想”
為什麼當前要特別強調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
強調解放思想往往是重大改革的先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