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帝鑒圖說》是張居正親自編撰，供當時年僅十歲的明神宗(萬歷皇帝)閱讀的教科書，由一個個小故事構成，每個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圖。圖為《帝鑒圖說》清代刻本。
改革家的成敗素來是以政績為評判的依據，政績都產生于當朝，那麼何以要認為改革家的評價重在身後而不在當朝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因為歷史上改革家的結局都很悲壯，他們為了富國強兵，鞠躬盡瘁，立下豐功偉績，可個人的下場卻非常慘烈，商鞅被五馬分屍，王安石在孤獨中鬱鬱而終。趙武靈王為了軍事改革，推行胡服騎射，卻被反對派包圍，活活餓死。在大多數改革家功敗垂成、慘遭不測的情況下，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張居正。
●張居正堪與商鞅、王安石並稱為我國封建社會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張居正是16世紀後期載譽青史的宰相。他在萬歷王朝初年(1573－1582)當了十年首輔，協助十歲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民安，史書上稱他為"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他功績赫赫，堪與商鞅、王安石並稱為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中期與後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商鞅廢除井田制，按軍功授爵，獎勵耕織，奠定秦國中央集權制和統一中國的基礎。商鞅時代是從周代的分封制轉化為秦代郡縣制的創始期，這是中國進入文明社會後的第一次社會大轉型，不同社會體制的轉型與同一體制下的變革不可相提並論。王安石和張居正的改革與商鞅變法不同的是，他們都屬于同一體制內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體制改革評價的可比性，可他倆身後的是非榮辱大不相同。
以王安石來說，從十二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七百年間，偶有慧眼識俊傑者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給以指責和抨擊，《宋史》把王安石變法視為北宋禍亂之由，這一看法幾乎蓋棺論定，對後世起了主導的作用。清代的《四庫全書》不僅對王安石變法全盤否定，凡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都給以"彰善"的美譽，遇有為王安石變法辯護的概以"癉惡"論定，以致有"受謗七百有余年"之說，直到19世紀末嚴復、梁啟超才為之徹底翻案。
張居正死在任上，雖然得以善終，但身後家族的命運要比王安石悲慘。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彈劾，次年被抄家，兄弟張居易，次子張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圍困餓死十多人，長子張敬修以血書鳴冤，憤而自盡。
從張居正家破人亡的結局來說，比王安石要不幸，若從身後的聲名來說，王安石被誣七百年，而張居正死後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禎年間全面平反，恢復謚號榮銜，子孫襲職，並將張居正的故居改成張文忠公祠，以供後人瞻仰。《明史》盛讚張居正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張居正被誣之際，為他平反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他的反對者，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當張居正被誣之際，皇帝一聲令下，群臣莫不膽戰心驚，更何況人亡政息，對張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勢一度非常嚴峻。可在這種情況下，為他平反的不僅是他的支持者，還有被他打擊與他結怨的反對派，這還不止是一、兩個人，而是一批人，這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
例如，被張居正罷官的趙錦，直到張去世後才得以復職，但他一復職，即為張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寬恕張居正；翰林院侍講學士于慎行復職後，適逢張家被抄，他義無反顧地致信執法人，要求執法時不要株連無辜，給張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當初得罪張居正而引退的工部右侍郎陸光祖，復官後任吏部侍郎又因為呵護張居正，再次被降職。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當初因為不同政見被張居正處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殘的都禦史鄒元標稱讚張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面對張居正，他竟然懷抱內疚，聲稱"奚愧矣！"天啟年間他已白發蒼蒼，拖著一條拐腿為昭雪張居正而奔走呼號。
這不能不使人驚嘆！張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當年力圖推倒他的反對派又呼喚他的歸來，不顧自身的恩怨，前赴後繼地為之鳴冤？可這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竟然發生在明末！明代人說:"居正受遺輔政，肩勞任怨，日久論定，人益追思。""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余，而思耆俊。"清代人說:"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應該說，上述言論只是後人對張居正評價的很小一部分，但這一小部分卻道出了足以發人深思的背景。他們都從"日久論定"、"板蕩之後"、"封疆危日"等時間的檢驗和形勢的變化著眼，重新評價張居正，這是超越個人恩怨對王朝安危存亡進行反思的肺腑之言。從張居正逝世後，隨著新政的廢弛，時局急劇敗壞，社會動蕩，危機迭起，與張居正執政時的嚴明、富足與穩定形成極大的反差，面對這一動蕩不安的局勢，憂國憂民之士束手無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淪，夢想追回萬歷初年的盛景而又時不再來，張居正就成為"起衰振隳"的偶像。
●16世紀末的中國歷史給了張居正與歷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機緣
晚明王朝並不乏有飽讀經書、精明幹練的能人志士，可他們所處的16世紀這一特定的時代，已不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敗，而是整個封建制度走向沒落。在王朝末年力圖振興頹勢而鞠躬盡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會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體制再現活力的唯有張居正得到成功。16世紀末的中國歷史，給了他與歷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機緣。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從秦漢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復震蕩中發展。發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收歸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獨攬，然而就在這高度強化的專制主義王朝的末年，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極度強化和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的境遇。張居正就在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上政治舞臺，以非常之舉推行新政，爭得王朝短暫的復蘇。在這之前，隆慶元年的首輔徐階作過嘗試，繼任首輔高拱也有過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狼狽離職。只有張居正得到成功，而這一最後的努力後來又遭受皇權的踐踏。十年新政，頃刻間灰飛煙滅，這只能說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給改革的余地愈來愈窄，無論改革的成功或失敗，改革者都要遭到滅頂之災，遂至無路可走，這王朝也就走到歷史的盡頭。(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