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任官國家提供住房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日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含義。若用現代語匯表述，大抵就是機關住房的意思，因其不僅所有權一般都姓“官”，即屬于國家資產，而且往往還特定屬于某官署即某一
個機關。
此事從頭追溯，在大小貴族各以封地為行使政令場所的先秦時代，特定含義的官舍不可能是普遍現象。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徵辟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漢書》卷三十九記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後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雲雲。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舍的同義語，當由國家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布《同安輯令》說：“凡為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宏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侍中董賢為邀漢哀帝寵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與老婆團聚，于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這一條史料，可知至遲到西漢後期，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官寺舍），已經是普遍現象了。《太平禦覽》卷四九一引《漢書》稱，光祿大夫魏霸喪妻，其長兄還特意“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宋書》卷四十一記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劉翹時任晉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紀》記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趙子時在秀州居官；《成都文類》記司馬光生于郫縣官廨，其父時任該縣縣尉。《曲洧舊聞》卷三記，歐陽修也是其父親任綿州司戶參軍時“生于司戶官舍”的，後人還把這個住宅改為“六一堂”（歐陽修號六一居士），以志紀念。
居住官舍也是一種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于達到令他鬱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余悸地答復他：“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
辦公住家一體化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因知古人常將“衙內”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余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境。
官多房少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我們可以從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各地光復的報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級地方官多在義軍攻打衙署時束手就擒或攜眷出逃）。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決方式，卻經歷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府廷之內，吏舍比屬”（漢時“吏”之概念包含“官”義），足見規模之大。《後漢書》卷六十四記趙岐的祖父官任禦史，故其“生于禦史臺，因字臺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復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後達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幹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二千六百二十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于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以及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等。
《後漢書》卷二十七記，張湛官拜太中大夫，“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唐李賢注解，洛陽共有十二個城門，中東門是其中之一，門衛編制中有一個秩六百石的候吏，職掌是迎送從此門進出的賓客，“候舍”就是候的住所。張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級官員，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既然“稱疾不朝”，就是請長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該居住官舍。但遞進一層推度，京師官舍緊張恐怕也是一個原因，不如自己識相。
退休離任必須搬出官舍
“屋宇並官所造”，其性質自然是“官舍”了。若從所有制關係上考察，分布在長安居民區裏的京朝官住宅中，還有不少與之同類的情況，就是皇帝為表示對大臣關懷，特賜一部分高級官員攜眷入住產業屬國有的宅第，一般情況下又隨居者的調任、貶謫或告老還鄉而收回。《大唐新語》卷三記，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請退休，一旦獲準，“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就是馬上退還官舍，搬進其他房子。
《唐語林》卷七記，永寧坊有一幢被風水先生稱為“金盞地”的住宅，先後有王鍔、韓令弘、史憲誠、李載義等許多大臣住過，可知這都是與職務相關的待遇。當然以“賜第”形式化官為私的也有，不過因改朝換代或獲罪受處等原因，亦難保永業。如安祿山得志時，玄宗曾“敕于親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給他進京朝見時居住。等他垮臺了，房子也就沒收了。
小官員居住官舍的情況也有，盧照鄰《病梨樹賦並序》稱：“癸酉之歲（唐高宗鹹亨四年，公元673年），余臥病于長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謂：聽坊內的老居民說，以前鄱陽公主在此住過，名醫孫思邈也在此住過。看來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長安志》卷八稱，北街崇仁坊與尚書省選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參加考選的官員而在“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來應有官舍供付費居住，于是“晝夜喧呼，燈火不絕”，恰是機關集體宿舍的景象。
此外，還有一些部門依然保留著官員家屬可住機關大院的待遇，各有其特殊緣故。如《東觀奏記》稱，“故事：京兆尹在私第。崔郢為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即唐宣宗）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又如隸屬中書省的集賢院，類似中央學術文化中心性質，置有一批高級學士，也專為他們建造了舒適的住宅（《南部新書》），以示尊重人才。再如像禦史臺、大理寺這類肅紀司法的機構，有關官員亦必須住在衙署內，以防作弊。
家具雜用不許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家具雜物亦由機關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縣署為個案，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的家具雜用有六十三種二百余件，縣丞、主簿等有六十種，典史僅十九種。洪武時，黃州府有個同知安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員向按察司檢舉，按察司又向中央匯報。朱元璋得知後，為安貞開脫，說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貞若另遷他官，一樣也帶不走”（《典故紀聞》卷四）。據此可知，給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動用公款添買，就是違犯制度。另外，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家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裏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匯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臥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由此可知，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犯。
因為缺少專項的建築和維修基金，又無完備的物業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務廳兼管，在州縣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數時態下，機關住房的條件包括有關生活設備，都很差勁，通常總要隔許多年才得大修一回。
（完顏紹元 摘自《輕松為官：破解千年隱蔽秩序》，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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