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後人知道歷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種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我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作為這次歷史轉折的見證人，我覺得應該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和自己當時以及現在的想法寫下來。 ——于光遠
今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30周年，中央編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由于光遠撰寫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書，以親歷者的特殊視角，詳盡真實地記錄了這次給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帶來深遠影響的會議召開的臺前幕後事。這裏摘錄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對原定議題的重要突破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三中全會之前舉行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期5天。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為期36天。雖然它們是兩個會議，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在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和意義時，不能不把中央工作會議包括進去。在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同時紀念中央工作會議。
中央委員會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對許多重大問題，中央工作會議無權做出正式決議，必須召開全會才能使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各種主張正式成為全黨遵循的決議。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幕，就是華國鋒講話。他講了這次會議要討論的三個議題。第一個議題是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第二個議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第三個議題是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華國鋒說，在討論這三個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在新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從明年一月起，把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我注意到在這個講話中，他不再講“兩個凡是”。
分組討論一開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個議題。產生最大影響的是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他認為對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那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的。他舉了六個問題為例：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2）1937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此時他還未擔任組織部長）關于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和1940年他當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後關于從反省院出來履行過出獄手續，但繼續幹革命的那些同志，經過審查可給以恢復黨籍的決定，也是中央批準的。這兩個決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兩面政權的情況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們不是叛徒，應該恢復黨籍。
（3）陶鑄、王鶴壽同志等是在南京陸軍監獄，堅持不進反省院的一批黨員，直到七七抗戰後還堅持在獄中進行絕食鬥爭。這些同志，現在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雖恢復了組織生活，但仍留著一個尾巴。應當由中央組織部復查，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4）彭德懷同志是擔負過黨和軍隊重要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貢獻很大，現在已經死了。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的所謂“天安門事件”，是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兩個顧問之一。康生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了黨政機關的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的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
陳雲同志在黨內威信高，考慮得周到，問題提得準確，語言有力。他的發言得到各組出席者的紛紛響應。
鄧小平寫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講話稿提綱的手跡
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
25日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場上的確非常錯誤，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在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言中涉及到汪東興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但我們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這樣做對會議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也想過最好請示領導得到同意後才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不便。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于是在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第一個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江一真肯定多年來汪東興對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幫”立下的功勞。然後他提出，汪東興在1976年12月說過的“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在1975年）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江一真還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上的態度，以及汪東興在北京醫院揭批“四人幫”時庇護劉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發言後，我和楊西光在西北組做了聯合發言，我們著重批評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後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真理標準討論等事情。楊西光知道汪東興的事比較多，講得也比較具體。比如他能準確地轉述汪東興某次講話的具體內容，並把汪講話的時間、地點交代得清清楚楚，還舉出當時在場可以作證的人名。我注意到，和我們的發言相呼應的發言慢慢地都出現了。西南組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第一人是胡績偉。他例舉的材料更具體，批評得也更有力量。以後各分組對汪東興的指名批評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許多汪東興的錯誤言行，有的發言用的語言還很尖銳。
總之，整個會議的進程中，沒有發生因為在大會上公開批評這樣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責的事情。這表明這次會議的確做到了充分發揚民主，使我們原先的顧慮成為多余的了。
真理與“凡是”的正面交鋒
這個會議有一個特點，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提出者、發動者、組織者與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堅持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主要人物都在會上。
熊復主持下的《紅旗》雜志的態度，不但引起中央工作會議出席者的不滿，11月22日《紅旗》雜志社的兩位同志還在本單位貼出大字報揭發熊復。真理標準問題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立即轉載，而《紅旗》一直不發表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初期，熊復還拒登譚震林紀念毛澤東的文章。他寫信給中央說譚震林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如果《紅旗》登了就要使《紅旗》卷入這場爭論。他堅持不卷入的方針。
熊復的這封信送到中央後，鄧小平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下，如《紅旗》不願登，可以送《人民日報》嘛。”鄧小平問：“為什麼《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胡繩在11月25日東北組發言時，似乎表示不讚成把真理標準問題說成是關係到我們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也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看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人民日報》轉載後，吳冷西立刻打電話給胡績偉，責備這是“砍旗”。這件事不少人早有所聞，吳冷西則辯解說胡績偉聽錯了他的意見。可是經過分組會上詢問後，他申述自己的觀點，各組的人看了簡報之後，認為他的說明恰好證明胡績偉電話是可信的。
為什麼有些同志在25日前保持沉默，25日後卻很快一起出來表態呢？我的看法是11月25日以前，他們還指望中央表態不一定會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25日下午第三次大會特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負責人正式表態後，他們認為再頂不下去了，只好出來表態，可是立場沒能轉變過來，發言中漏洞百出。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時間特別長，特別集中。30來天的分組會，幾乎每天的會議都直接間接地接觸這個問題，發言也很坦率和尖銳，不發生模糊、藏頭露尾的情況。
爭論雙方的主要人物都在這個黨的高層會議上，可以面對面地進行交鋒。同在一個組的人交鋒，就是不同在一個組看到別的組的簡報也交鋒。我記得當時看西南組的簡報，就看到胡績偉和熊復的對話，熊復為自己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進行辯解，胡績偉就列舉事實，而且找出不少文字材料來證明熊復的不老實，使用嚴密邏輯進行辯論，使得熊復最後無話可說。這樣可以使得討論更為深刻而且生動具體。《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是那場真理標準討論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況很多體會很深，在西北組做了多次發言。我對“兩個凡是”是堅決反對的，在西北組我也做了許多次發言同李鑫、吳冷西、胡繩、熊復交鋒。
在這個會上把汪東興等在上面支持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人也點了出來，這樣就把有關這場討論的問題搞得更加徹底更加深刻，這一點在學術界討論時是不便指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