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宣言書”的起草
會議開了20多天，許多問題都已經提了出來，許多人已就這些問題做了發言，中央工作會議到了該閉幕的時候了。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後，葉劍英和鄧小平就著手準備在大會上的講話，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裏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有七個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後看是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于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提綱的最前邊，鄧小平還加了“對會議的評價”這個問題。所以加起來是八個問題。
鄧小平首先說：想了一下，不準備長稿子。第一個問題是對會議的評價。他說：
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後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于安定團結，（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個問題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他說，這個爭論（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他提出要解決新的問題，全黨全民要開動腦筋。
第三個問題是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他指出：現在這個時期更要加強民主。集中那麼多年，現在是民主不夠，大家不敢講，心有余悸。發展經濟，（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工廠工人監督，農村社員監督。他還說：目前主要反對空頭政治，反對說空話。他談到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時說，這個矛盾只能靠價值法則及供求關係來調整。否則不能自主。要靠質量，質量好會銷全國。不要怕亂，市場不會亂，承認市場的一定調節。他說：經濟民主，重點不是政治，重點是經濟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種單行法，種植應該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個問題是向前看。他說：這個會議向後看解決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幹凈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還說，安定團結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要糾纏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讓時間來說清，過一段時間再說這個問題，沒有一點虧吃。
第五個問題是克服官僚主義。他批評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現象，還批評有幾多如會議多等。鄧小平提出：要學會管理，培養與選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規章制度。好的企業必須用先進的辦法管理。黨委領導好不好，看企業管得好不好，看利潤，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農村也如此，各行各業也如此。
第六個問題是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先好起來。他說這是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農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鄧小平說這樣才有市場，本身就促進開辟新行業。要反對平均主義。幹得好的，就影響左鄰右舍。
第七個問題是加強責任制。在批評了無人負責的現象後，鄧小平說搞幾定：1.什麼項目，2.從哪裏引進，3.定在什麼地方，4.定哪個人從談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開單子。並頭進行，不耽誤時間。現在打屁股打計委，有什麼用？要打，打個人。國內企業也要專人負責，專門機構搞幾定，請些專家，譬如榮毅仁就可以當專家。
第八個問題是新措施新問題。鄧小平提出要搞人員核算標準。
小平有如此詳細的提綱，又做了如此具體的談話，我們這些起草的人就好辦了。從鄧小平那裏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後送鄧小平審閱。在修改稿子的過程中，鄧小平又找我們談過幾次話，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見。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談到要為敢想敢做創造條件。怎樣才能敢想敢做?從制度上解決，根本是民主制度。對新事物要採取支持鼓勵態度。特別是學術研究、思想領域上更需要民主討論。武斷可不行，要真正搞“雙百”方針。越軌怎麼辦?這有個信任群眾信任幹部的問題。
他再次談了開動機器的問題。他說：開動機器，一個生產小隊看到一塊空地沒有種樹，有一塊小水塘沒有搞養殖，睡不著覺。開動腦筋可以增加多少財富?腦筋用在什麼地方?四個現代化嘛!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健全黨規黨法，他說：黨要有好作風，黨的作風，無非那三個作風，它本身就是制止違法亂紀的。現在看來黨規黨法比國法還重要。
談到向前看，鄧小平說對(犯錯誤的人的)過去不要求完備，自我批評不夠，讓他自己考慮，在實際工作中改正。因為過去的問題太復雜，但(對)以後新的錯誤要嚴一些。
關于新的問題，鄧小平說：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大量出現，特別是上層建築一面，有規章制度，用人問題，有選人標準。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發展生產力是主要標準，否則什麼叫政治上強?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還要展開，不要等上層建築，從一個廠，從專業公司搞起，農村從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礙，包括老幹部，總的讚成具體反對。要以大局為重，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要說理。總之，方針明確，方法妥當，沒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鄧小平談了權力下放、責任到人的問題。他說：有一個責任到人的問題。講集體負責、黨委負責就等于無人負責。打屁股不能亂打一通。既然責任到人就應該有權，沒有權也就不可能有責任。領導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技術是否得到不斷的更新，靠體力勞動不行。
談到先富起來的想法，鄧小平說：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帶農村，大城市帶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務行業，大有可為。他還談了城市規劃問題，舉了新加坡的例子，說新加坡一個島上都有衛星城市，為什麼我們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應規劃。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權買一套房子，5間房子70平米，相當半年工資，分期付款。日本獎金搞得好的相當半年工資，相當一部汽車。新加坡房租相當于工資的50%，歐洲日本相當于1/3。他還說，小生產眾多的國家有問題，小生產習慣勢力(稿子裏)可以講。
另一次談話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後。鄧小平肯定稿子由原來講八個問題改為講四個問題，基本可以。同時要求開頭或中間要講一講重點轉移問題，他說這是一個主要的方針，要不了多少語言，但這是個大前提，是總的東西。
談話中，鄧小平批評了把個人擺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兩個凡是”重要。真正說來是上層建築有問題，官僚主義是一個內容。權力過分集中，離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脫離了組織，離開民主搞集中，這才是實質。各級組織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各個組織一直到支書，權太大，不利。我們的制度不是鼓勵支持人們敢想敢做。精神鼓勵不夠，物質鼓勵不夠。僵化的原因，是幹得好幹不好一個樣，而且還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卻覺得可以過得去，(因此)怪現象發生。鄧小平特別提出要加寫一段所謂追查謠言的問題。他說，這實際上是軟弱，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還說打擊報復是很惡劣的風氣，必須制止、鬥爭。
鄧小平還提出稿子要加寫按勞分配的內容。他說：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領導幹部，就應該多得，就應該先富起來。積極性沒有經濟手段調動不行，只講風格是不行的，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一輩子不行。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他說：總之有賞有罰都同經濟利益聯係起來講這個問題。獎勵而且物質獎勵也獎到具體的人，具體的車間。通過責任制，通過賞罰，該升的升，該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養專家，專家這樣一用就用下去，為社會主義事業，實際上為人造福就是政治標準。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舉了六個法律名詞，並且說要研究國際法，不懂外法，國際交往越多，將來要栽很大跟頭。
關于改革所帶來的新問題，鄧小平指出：改革上層建築，改革生產關係，都可以帶來許多問題，會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問題。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並且創造條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眾，會取得群眾理解、諒解。他說，震動比較大。新的矛盾並不比現在的問題簡單，而且會更復雜。走群眾路線，信任群眾，教育群眾以大局為重，隨著生產力發展可以得到很好解決。
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對稿子看得更細，意見也談得更具體。起草的同志根據他的意見又做了修改。記不清是哪一天了，當鄧小平聽執筆的同志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一遍之後，說“行了，就這樣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三中全會吹響改革的號角，就集中表現在鄧小平的講話中間。關于這個講話稿，那些精辟的見解可以說全是鄧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語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講話用的題目也是他起的。
葉劍英功不可沒
葉劍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行動中立了大功，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葉劍英在1978年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所做出的貢獻，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我感到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這重要的一頁上應寫下“葉劍英功不可沒”這幾個字。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的消息比較靈通。我聽說葉劍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為他起草大會講話稿，臨近會議閉幕時他自己還在動腦筋考慮如何修改，由他的秘書動筆。還聽說他想著重講民主法制。葉劍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由他講這個問題最好。
葉劍英在閉幕會上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是領導班子問題。這是會議開到最後大家特別關心的問題。1978年時，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已相繼逝世。81歲高齡的葉劍英，很自然地發出感慨：“我們這些老幹部、老同志，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南徵北戰，度過了大半個世紀，現在，年歲都很大了。自然規律是違背不了的。”
大家都迫切希望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說1935年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那麼在1978年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我們黨中央的領袖地位就確立起來了。鄧小平獲得這樣的地位，當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廣大幹部與群眾的愛戴，但是年高德劭的葉劍英的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他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于發揚民主和加強法制。他說：這次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充分討論，開展了批評，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評，這是我黨興旺發達的標志。葉劍英講到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必須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
葉劍英用了列寧的一句話：“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
葉劍英在這個講話中批判林彪、“四人幫”制造一種錯覺，似乎實行民主就等于復辟資本主義。他們在民主問題上所散布的這種奇談怪論，搞亂了我們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們一些同志一聽到民主，就緊張得很。葉劍英指出，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在我國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從半封建社會、半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開始建設的。所以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
葉劍英這些話，講到了事情的本質，講得非常深刻。
葉劍英接著講了一段，說領導幹部要發揚民主，就必須具有虛心傾聽群眾意見、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他批評有些同志：“嘴裏也天天喊要批評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可是，稍微尖銳的意見一來，他們的面孔就立刻拉長了。他們只會批評別人，從不批評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他講的第三個問題是“勤奮學習，解放思想”。他認為勤奮學習，解放思想是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學習愈好，知識愈豐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而且是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我們的同志，對待這樣一場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呢?他認為許多人還是準備不足。有些同志還是前怕狼後怕虎，墨守成規，因循守舊，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邁出一步。怕什麼?是不是怕人家說自己“復辟資本主義”，怕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丟烏紗帽?他說，如果講怕，他們為什麼不怕兩千多年遺留下來的手工業生產方式繼續保存下去，不怕中國貧窮落後，不怕中國人民不答應這樣的現狀?
葉劍英這篇講話，講得是多麼好呀!實在很少看到在黨的文獻中對發揚民主這件事情講得如此透徹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 于光遠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編寫：星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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