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陳雲》(湖北人民出版社，王玉貴著)從比較研究的角度，介紹了兩位偉人在各歷史階段的共識與分歧:遵義會議時陳雲投了毛澤東的讚成票，延安時期明確反對毛澤東與江青草率結婚，“文革”後提出要全面客觀評價毛澤東……表現了陳雲“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崇高情懷。
遵義會議
中央紅軍于1934年10月正式從紅色首都江西瑞金出發，開始長徵，在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後，紅軍由出發時的86000多人銳減到了3萬多人，損失極為慘重。面對由“左”傾領導人的錯誤指揮而造成的越來越被動的局面，廣大指戰員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長徵以來之所以遭到了慘重損失，前途之所以越來越不夠明朗，就在于“左”傾領導人排斥了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于是懷疑與不滿增加了，要求更換領導人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毛澤東在同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經過多次商量後，提出根據變化了的軍事形勢，紅軍已無法按原計劃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了，而應當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這一主張得到實際主持軍事工作的周恩來的讚同。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過會議決定紅軍立即轉向貴州。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提出紅軍應繼續向貴州西北前進，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在從黎平向西北的路上，一直爭論不停。王稼祥提出應通過中央政治局會議來解決爭論，張聞天表示讚同，並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轟下來。張聞天還認為，毛澤東指揮打仗有辦法，要請毛澤東出來領導。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係統全面地批駁了左傾領導人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做的辯護，並係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後軍事行動的方向。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指定由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下發到支部討論。會後，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了會議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不能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原則。不久，常委中進行了重新分工，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陳雲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關鍵時刻投了毛澤東一票。會後，他和張聞天、毛澤東一起被指定為會議內容的主要傳達者。為此，他起草了一份《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對“左”傾錯誤路線進行了有力批評，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則作了全面肯定。
為了重新建立起與共產國際的聯係，將紅軍長徵和遵義會議的有關情況及時通報給共產國際，並相機恢復黨在上海的組織和活動，毛澤東等人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派長徵以來一直隨紅五軍團行動的中央代表、具有在白區工作豐富經驗的陳雲去完成這一重要使命。
毛澤東和陳雲相識很晚，彼此也未曾在一起共過事，直到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陳雲在開幕式上當選為主席團成員，閉幕時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相互間的交往才逐漸增多起來。不過，與毛澤東的赫赫名聲和巨大功績相比，陳雲雖已高居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位置，但由于他主要負責指導工人運動，在當時全黨已將工作重心轉到以武裝手段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背景下，加上他本人不事張揚、沉默奉獻的個性，在“左”傾領導人實行宗派主義組織路線的情況下，自然難有顯山露水的機會。
長徵開始後，陳雲受命擔任紅五軍團的中央代表，擔負著為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的殿後重任，中央代表實際上握有一切重大行動的最後決定權。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有條不紊的辦事風格，指揮若定的組織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過人魅力，讓陳雲這位從未在軍隊中任過職的領導人，獲得了充分展示才能的機會，也由此引起了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的注意。
1935年9月，在宋慶齡的幫助下，陳雲和陳潭秋、楊之華等躲過敵人的追蹤，坐上了一條蘇聯的貨船，輾轉來到莫斯科。陳雲到達莫斯科後，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介紹了中國的最新情況，通過陳雲的介紹，共產國際領導人更加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情況，對毛澤東等的了解也更加全面。這對後來共產國際公開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是有很大關係的。可以說，陳雲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有著直接的貢獻。
敢斷家務事
賀子珍出走之後，毛澤東的個人生活顯得非常寂寞，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他的工作又異常繁忙，身邊沒有人照顧，確實很難。這給隨後來到延安的江青提供了乘虛而入的機會。用張聞天夫人劉英的話來說，就是“毛主席身邊無人，江青就鑽了空子”。
江青來到延安後，一心想居人之上的強烈欲望使她尋求機會積極向毛澤東接近。而機會對于一心想獲得成功的江青來說也是存在的。為了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延安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經常到一些幹部學校去講課，毛澤東也不例外。有那麼一段時間，毛澤東經常去魯迅藝術學院講課。正好江青也在這裏學習，好表現自我的她，常常在前排就座，並總是打扮得入時得體，顯得與眾不同，招人注意。在聽課當中，她常顯得莫明地興奮，有時還帶頭鼓掌。在講課結束後，她還經常到毛澤東的住處向他提一些幼稚的問題，以獲得單獨與毛澤東在一起的機會，而在生活中倍感孤獨的毛澤東也確實需要感情上的慰藉。就這樣，日久生情，毛澤東終于和江青結為夫妻。
但毛澤東畢竟是黨的領袖，他的婚姻已不單純是個人的行為。而且，他所選擇的江青，由于其有在上海的不良表現和一段不清白的歷史，因此，當毛澤東表示要與江青結婚時，遭到了黨內高級領導人幾乎一致的強烈反對，軍隊中的許多領導人也很有意見。一天，時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的胡耀邦，帶了兩個人來到陳雲的辦公室，談了兩個小時，向他反映軍隊中一些高級將領的意見。因此，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根據他對江青的了解和黨內軍內廣大幹部的意見，明確表示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但由于毛澤東的態度很堅決，與會者只好表示同意他和江青結婚，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後，“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幹涉政治。”也就是說，她在同毛澤東結婚後必須遵守“約法三章”，即:20年內江青不許從政；江青在和毛澤東結婚後只負責毛澤東的生活；對外江青不得以毛澤東夫人的名義公開露面。
因陳雲曾反對過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因此，江青對陳雲一直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文革”中，陳雲拖著病體一個人被“疏散”到江西，愛人于若木也因在中南海貼出第一張揭發江青的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被造反派押送到湖北、湖南勞動改造，晝夜都有人看管。在其他人都回到北京後，她又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園監督勞動。直到陳雲寫信給北京市委，說自己身體不好，需要于的照顧，才被放了出來。
主張客觀公允評價毛澤東的功過
盡管隨著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日益發展，陳雲受到毛澤東的錯誤批評並逐漸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但這並不是毛澤東從個人的感情出發，對陳雲進行打擊報復，而是錯誤路線日益發展後的必然結果。對此，毛澤東去世後，在總結歷史教訓時，陳雲沒有從個人的感情出發，而是從更深的層次，即從黨的建設的高度，對如何防止此類錯誤的再次發生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關鍵是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特別是要完善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1978年11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又一次不顧壓力，率先在小組會議上提出，要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先要解決影響大涉及面廣的歷史遺留問題，並列舉了薄一波等61人和陶鑄的歷史冤案、彭德懷的名譽恢復、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康生的嚴重錯誤等6個問題。由于這幾個問題都是觸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的關鍵性問題，因此，他的發言在簡報上刊登後，立即引起與會代表的熱烈反響，一下子使會議氣氛活躍起來。在與會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這些問題一一得到解決，使這次會議開成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會議。隨後，鄧小平又在閉幕會議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在此基礎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得以順利召開，並取得成功。
針對20世紀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社會上及理論界屢屢出現的試圖全面否定毛澤東的不正常苗頭，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陳雲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做出符合實際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科學評價。他指出:《決議》要按照鄧小平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60年中間毛澤東同志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他建議，在《決議》的正文前面加上一段文字，集中論述建國前2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歷史，特別要把毛澤東的重要貢獻講清楚。他認為，只有如此，毛澤東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明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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