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命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有把理論置于實踐之中才能判斷其正確與否，同時，它也是深化和豐富理論的重要方式。在社會科學中實踐導向研究主要有兩個重要途徑：第一是案例考察，第二是問卷調查。這兩種方法國內學者大都在做，但是他們忽略了另外一種途徑，這種途徑是通過
做政治實驗驗證政治理論。現在國內一些研究生只追求理論，因為這樣影響大、出名快，但忽略了經驗研究。這種忽略經驗研究，只從理論到理論的方法，無助于驗證和發展理論。
以協商民主理論為例，自從民主理論轉向協商以來，對協商民主的最大批評也就是認為它只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空想”。如何從理論走向實踐，構建協商性制度是協商民主理論面臨的首要困難。協商民主理論對各種理論問題給予新的解答，但最終協商民主理論必須受到實踐的檢驗。通過政治實驗來驗證、改進和修正協商民主理論，下十年的民主理論構建工作將在這裏展開、進行。協商性政治實驗是協商民主從理論走向實踐的重要途徑。
正因如此，近幾年，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研究又進入另一個轉向階段，即轉入政治實驗研究。政治學者結合各國不同的政治問題，或結合地方上不同的實際問題展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實驗，以驗證、修正、發展協商民主理論。在這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的是斯坦福大學詹姆斯·費什金（James
S. Fishkin）教授，他已在20幾個國家或地區嘗試了協商民意測量的方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約翰·S.德雷澤克（John S.
Dryzek）在美國和澳洲已做了不同形式的公民主導的協商民主實驗，以發現各種不同協商制度對民主決策、公民參與的影響。在中國，溫嶺市澤國鎮率先做了一次公眾參與討論鄉鎮預算的實驗。以政治實驗為載體的協商民主在實際層面深化了協商民主理論，是今後協商民主發展的主要趨勢和方向。
現在國內大部分是介紹、翻譯西方協商民主理論，但是僅僅口頭上說理論沒有用，協商民主應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習慣才有價值。我們應創立一種實驗派，在政治實驗中尋找民主政治扎根、開花的道路和方法。
下面將分別闡述政治實驗的意義、模式以及面臨的困難等問題。
一、意義在哪裏？
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理論來源于實踐，同時還要回到實踐中接受檢驗。進行政治實驗首先可以檢驗理論是否適合現實社會。任何理論都有適用條件，如果超越社會歷史條件搬用理論，只能導致失敗。協商民主理論最先發端于西方，對于中國是不是適用，必須在中國的國情下進行檢驗。盡管中西方文化傳統和現實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協商理論有其共同的一面，而中國具有豐富的協商資源。要使中國協商制度能夠深化和發展只有靠實驗。通過協商民主的實驗首先對于地方治理來說是一個創新，不僅有利于提高中國地方政府地方治理能力，而且還能提高民眾的參與能力。通過協商實驗可以探索中國民主化之路。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創辦了經濟特區，為中國經濟改革提供了實驗場地。而中國的政治改革更為復雜和艱巨，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循序漸進。在改革的過程中，通過成功的實驗，再逐漸推廣，這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一條重要途徑。
二、 它有哪些模式？
政治實驗多種多樣，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進行不同的分類。首先根據導向的不同可以分為參與性政治實驗和探究性政治實驗。參與性政治實驗是以擴大公民的參與為目標，改革開放以來，面對中國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和民眾民主法治意識的增強，人們對于公共事務參與的要求越來越高，一些學者在地方政府的要求或許可下，進行了一些以擴大民眾參與為目標的民主政治實驗，例如江蘇無錫的預算參與實驗。探索性政治實驗是以驗證理論為目標，通過控制變量，來測試某些變量的變化。費什金進行的協商民意測驗就屬于這種實驗。
同時，還可以根據學者或專家是否幹預劃分為幹預式政治實驗和非幹預式政治實驗。幹預式政治實驗是在實驗過程中嚴格按照專家和學者設計好的程序和方法進行，不能隨意改變。這種實驗一般是專家學者採用現代科學方法進行制度設計，通過控制一定的變量來驗證因果關係，因而具有科學性。但這種方法缺乏本真性、推廣難，筆者在浙江溫嶺澤國鎮就是嚴格按照這種方法進行了幾次協商民主實驗。當筆者離開那裏之後，當地也進行過這樣的協商民主實驗，但基本上都沒有嚴格按照原來的方式和程序進行。非幹預式政治實驗是由地方政府自己去做。這種方法的好處是具有本真性，也便于推廣。因為地方政府在實踐中有一套自身動員民眾的經驗，他們在實驗中採用他們熟悉的程序操作協商實驗。但這種方法的弊端是往往缺乏科學性。
三、面臨什麼樣的困難？
盡管政治實驗的意義巨大，但在中國進行政治實驗卻面臨著很多困難。許多人認為，做政治實驗要花費很多人力、物力、財力。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像西方一些國家進行政治實驗，這無疑是一種奢侈品。這種說法雖有一定的道理，但忽視了政治實驗的效益和價值，它是無法從經濟上來衡量的。例如美國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夠長期穩定運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得益于美國建國之父們的無數次政治實驗，美國的制度是他們對政治實驗總結和升華。
在中國不乏有一些人勇于探討基層的政治實驗。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張厚安教授等人，于1996年－1998年在湖北省黃梅縣的水月庵村進行了村治實驗。其中，對1997年的該村換屆選舉和1998年的村委會主任補選進行了認真準備和操作，並跟蹤觀察。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研究員于1998年在安徽來安縣邵集鄉8個村、2002年在穎上縣王崗鎮2個村進行了“組合競選制”實驗。“組合競選制”是指在村委會選舉中，村委會主任正式候選人在副主任、委員正式候選人中，進行提名並組合競選“班子”
。實驗證明，這種方式明顯優于村委會的“海選”方式。
目前在中國進行政治實驗面臨著許多困難，首先是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很少有人願意進行政治實驗。有人認為，學者的任務是研究，做旁觀者，不應介入政治實驗，特別是不應介入地方政治事務中，學者應該保持獨立性。這種看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這並不排除中立的、客觀的實驗研究。下述幾個原因不利于政治實驗：一是學術科研單位的考評體制，要求學者定期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使得許多學者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深入實際做實驗。第二，由于做政治實驗也需要很多資金，但目前中國學術界的科研經費的不足對專家學者也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第三，做政治實驗需要一定的社會科學方法，而中國社會科學界長期不重視方法論的培養。在中國學術界，學者們更願意寫宏觀性政策的報告，而不願意腳踏實地進行實驗，探討實際問題。
同時，進行政治實驗要得到相關政府的支持，但地方政府在進行政治實驗時也存在一定的困難，地方政府在進行政治實驗時要得到上級的允許或者默認。任何創新的政治實驗都具有一定的風險，對地方政府來說政治實驗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如果失敗，地方政府領導人的政治前途就有可能斷送，所以，一些領導人寧願安安穩穩地做完任期，也不願冒失敗的風險。
四、如何分析它們？
做實驗的目的是在發現規律性認識。對學者而言，無論實驗的成功或失敗都具有重要意義。
例如，在比較做成的實驗和未做成的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動力機制及其背後的社會條件和差別。我們也可以觀察實驗前後人們觀點是否發生了變化。例如在協商民意測驗中，通過兩次的問卷調查可以觀察參與者的偏好有無變化。其次，要分析實驗的結果，例如，筆者在浙江溫嶺澤國鎮扁嶼村的實驗中，把參與者分為理性組和常規組，其差別只是主持人是否進行理性追問。實驗結果發現理性組比常規組的討論更深刻，更理性。這說明主持人在協商討論中的作用是很大的，更說明人們的理性能力是能夠得到鍛煉和培養的。
當然，人們可能對相同的實驗結果做出不同的解釋。假如在理性組和常規組中並沒有發現有明顯的差異，就有以下幾種解釋的可能：第一，實驗的假設錯誤，即認為人們的理性可以在主持人的幫助下得到提高。第二，主持人的能力有限，不能夠幫助人們進行理性思維。第三，協商次數有限，人們理性能力的提高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兩次討論無法提高人們的理性能力。面對相同實驗的不同解釋結果時,
我們可以用各國政治實驗的結果來佐證。不同國家的實驗說明相同的結果，這就有很大的說服力。此外，由于體制的局限，使有些實驗不能做得徹底，這並不說明理論自身的錯誤，而可能是實驗設計中的問題。
(作者: 何包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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