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有代表提出將“工資調整與CPI聯動”的建議，引來一片讚同之聲。一時間，“工資調整與CPI聯動”成為網絡熱議和媒體爆炒的話題，甚至有關部門負責人在面對媒體追問時亦表示，工資調整將“參考CPI”。然而，筆者認為,不應泛言“工資調整與CPI聯動”。
其一，“工資調整與CPI聯動”這一命題的基礎是
什麼？顯然，很多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現在工資上漲趕不上物價上漲，百姓吃虧。問題恰恰出在“不假思索”上，憑“感覺”說出來的話往往與事實不符。讓我們靜下心來，看看2007年物價上漲與職工工資上漲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7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漲幅在18%以上，而全年CPI上漲幅度為4.8%，前者比後者高出兩倍多。如果“同步聯動”，難道說還要把工資漲幅降下來？這顯然不是建議者的初衷。
有人會說，低收入群體享受不到這麼高的工資漲幅。有關資料顯示，2007年各省市均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雖然漲幅不一，但基本都在10%以上，亦大大高于CPI漲幅。例如，四川最低工資上調70元，達到每月650元，漲幅為12%；上海最低工資標準上調90元至每月840元，漲幅為12%；沈陽最低工資由550元上調到700元，漲幅為27%。
應該說，最沒有保障的恐怕是私營單位就業人員。而據有關部門初步調查匡算，2007年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工資漲幅約在7%-8%之間，亦高于CPI漲幅。
因此，該建議與現實基礎不符。
其二，物價有漲亦有跌，表現出彈性規律；而人民生活水平需要不斷提高，因此工資上漲具有剛性特徵。2002年時我國曾陷入通貨緊縮，CPI連續12個月負增長。我們不可能在物價指數為負值時讓工資水平也跟著降下來，相信誰都不會同意這樣做，政府更不會作出這樣的決策。
此外，從經濟學理論上講，通貨緊縮常常伴隨經濟低迷或者衰退，而刺激經濟增長，需要人們增加消費開支來拉動經濟。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物價下降時也不能相應降低工資。
所以，籠統講“工資調整與CPI浮動相結合”是不科學的。
其三，之所以很多人會產生“工資漲幅趕不上物價漲幅”的錯覺，主要是由于食品價格漲幅偏高，超出了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超出了一些地區的工資上漲幅度。2007年，全國食品價格漲幅為12.3%，而其中主要食品肉禽及其制品上漲31.7%，蛋上漲21.8%，很多地方豬肉價格漲幅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一倍。而食品又是我們日常生活支出中最頻繁和比重最大的一項（約佔1/3），因此人們對這部分價格感受最強烈，印象最深刻，也就往往容易用這種感受和印象去與工資漲幅作比較。然而，在作決策時，我們不大可能要求工資漲幅與某項消費物價分類指數挂鉤，因為它畢竟不是我們支出的全部。
筆者以為，將工資增長與物價聯動的初衷是要保證在物價上漲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應該說這只是一個較低水平的要求。而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是，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企業效益連年大幅提高，相比之下物價漲幅並不算高。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追求職工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以及如何使職工更好地參與企業新增利潤的分配，共享發展成果。統計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城鎮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增幅都已超過了GDP增長速度，但與企業利潤增幅相比卻有較大差距。以2007年為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為36.7%，高于職工工資增幅近一倍。因此，有關部門應著重研究如何使職工工資增長充分體現企業效益水平的提高。讓企業的興旺與職工的福祉緊密相連，有利于企業和職工利益的統一，從根本上講也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肖京華)
空泛議論工資收入分配合理化毫無意義
“物價工資聯動”是否會形成不良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