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逃亡日本，與孫中山聯合反對封建專制，大肆鼓吹革命共和道路，相繼引進霍布斯、斯皮諾莎和盧梭的《民約論》。盧梭認為“民約雲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主權在全民，強調人民有權用暴力推翻專制政體，盧梭學說成為法國革命、共和的理論根據。
梁啟超曾認為，盧梭的學說“為近
世民主主義開山之祖”。其理論“精義入神，盛水不漏”，必為後世萬國樹立榜樣。將盧梭學說引入中國，促進了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漲。
此後，隨著經歷的豐富、理論研究的深化和對國情的深入了解，梁啟超的政體觀發生巨大變化。
1903年初，他去美國考察，發現中、美兩國政情民俗的巨大差異，認識到中國根本沒有實行共和政體的條件。因此，他回國之後即于11月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引進德國教授伯倫知理和波倫哈克的國家學說，肯定了共和政體的五大優點，也係統地駁斥了盧梭主權在民的片面性：一則實行全民的自由、平等是不可能的；二則首領更迭頻繁，政局不穩，無法規劃未來；三則首領多從實利主義出發，無暇研究“無形之文明”以導進國民人格；四是主權在民說，被一部分人盜竊共和名義，成為“專制的國民主權”，此法國大革命後之教訓也。該文頗為具體地分析了美國、瑞士共和政體的建立是由于他們都有長期的民主自治基礎；法國大革命前長期處于封建專制統治之下，毫無民主自治傳統，在盧梭學說鼓動下實行大革命，經數十年動亂而後定，中南美墨西哥等國也是如此。
波倫哈克得出結論說，“因于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梁啟超在讀到伯、波兩氏學說後，不禁涼水澆背，一旦盡失其所據，頓悟“吾黨之醉共和夢共和歌舞共和屍祝共和，豈有他哉”，為中國幸福自由耳，“而孰意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徵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因此，不得不“犧牲現在以利將來”，“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又先後發表《過渡時代論》、《開明專制論》介紹西方國家從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諸種道路，進一步說明政體的選擇不能照搬他國模式，應依據各國具體國情而定。中國既無條件即刻建立民主共和或君主立憲政體，不如以開明專制為過渡，逐步實行民主。因此，他在反對同盟會革命共和道路的同時，將意大利馬基雅維裏的《君王論》介紹到中國，以《開明專制論》為題加以發揮和論述。認為，開明專制政體與非專制政體孰優孰劣、不能一概而論，一定的政體只適用于特定的歷史及國情環境。一般說來，久經野蠻專制、民智幼稚、土地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必須加強中央集權，以開明專制為過渡，逐步實現富強民主。“此國家進步之順序也”，強調社會發展階段性和漸進性。梁啟超還進一步指出，社會發展“無論為生計，為政治，其胚胎時代，必極放任，其前進時代，必極幹涉”，至19世紀末帝國主義大興，乃至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集權中央。指出盧梭等人之自由觀，已經過時，“無復過問矣”。“若謂盧梭為19世紀之母，則伯倫知理其亦20世紀之母焉矣。”
梁啟超這種啟蒙思想來源的多元性，使他在比較中擇適者而從之，才有了180度的大轉變，他的這種轉變既有理論根據，又符合國情特點。應該是可取的。卻遭到同盟會革命黨人痛斥為保守、反革命。孫中山仍堅持走法國革命道路，學習美國，欲將中國“造起一個20世紀頭等的共和國來”。可是，武昌起義全國響應，革命派卻無能構建一個新式政權，共和國被新舊軍閥玩弄到體無完膚，一個烏托邦的狂想破滅了。1920年前後，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和《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等文章裏對往日追求共和制進行了坦誠反思，他說，“我們曾要求學習西方的代議制度，中國一點也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多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為何物，即知識階級亦鮮解共和真理”。因此，革命後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共和的基礎，怎麼鞏固呢？”他進一步認識到，“一味盲從附和，對于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我們必須按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社會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
孫中山從革命共和後歷經的困惑中悟出一個與梁啟超同樣的道理，在一個歷經長期封建專制的多民族的落後的大國如何邁開近代民主的第一步，必須實行開明專制，也設想在中國建立一個俾斯麥式的強有力的權能政府，政府能充分施展職能，“為人民謀幸福，人民有權選舉並罷免政府”。如此，中國就可以“駕乎各國之上”。
從以上梁啟超、孫中山之追求革命共和，一先一後或主動或被動放棄在中國實行美式共和政體的歷史教訓中，可以看出深刻全面理解馬克思論暴力革命的一段名言的重要性。馬克思說革命“暴力是一切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這就嚴肅地指出“革命”“共和”是有條件的，要求新社會的胎兒必須在舊社會的母腹裏發育成熟後，暴力革命——助產婆才會促使並保護嬰兒順利誕生，如果胎兒在母腹裏沒有發育成熟，助產婆卻揮動雙手在孕婦腹上加壓摧產，其結果只能使胎死腹中或夭折，造成歷史的悲劇。這與波倫哈克所說的“因于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因而也是科學的。可見，作為政治家革命領導者，千方百計地多元化地探求建國和治國理念，特別重視在爭鳴中冷靜地接受聽取哪怕是論敵的意見，以便較為正確地制定自已的政綱，力求避免歷史的大曲折，是非常重要的。(作者:
董方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