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這個名詞是當代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十分熟悉的一個名詞。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于“五四”的理解卻存在著諸多誤區，我認為這些誤區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個誤區是將“五四”狹隘化，一提到“五四”，就想到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上街遊行，並且火燒了趙家樓那一幕。第二個誤區是將“五四”單一化，或者說做
“一元化”的理解，即把“五四”理解為全盤“反傳統”、“反儒家”的運動，僅僅是打倒“孔家店”、反對文言文、反對舊文化的運動。第三個誤區是把“五四”政治化，即把“五四”與後來發生的各種政治思潮、政治運動、政治鬥爭片面地捆綁在一起。
那麼，真正的“五四”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真正的“五四”首先是一個時代的概念。“五四”絕不僅僅是指1919年一批學生上街遊行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它實際上代表了近代中國一次重大的變遷，其起止日期大致從1914年、1915年開始，到1924年、1925年落幕，前後大約十年這樣的一個歷史過程。這可以看作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大時期。期間，中國發生了許多事情，不僅僅局限于政治層面，也不僅僅局限于文化層面。
我們知道，現在講“市場經濟”，講“發展民營經濟”。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民營經濟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就是在1914年到1921年，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經濟得到高速發展的時期，持續了大約六七年的時間，“民營企業”、“民營銀行”都是在這個時代躥升起來的。因而“五四”不僅是政治的“五四”，也是經濟的“五四”。“五四”還是社會的“五四”。那時，“個性解放”、“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等話題在公開的報刊上都有廣泛的討論。所以，我想說，“五四”完全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各種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義、不同的主張、不同的理想，都獲得了空前的同等表達的機會，無論是獨立的個人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還是國家主義等等，真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這個意義上，“五四”更主要的不是反傳統，而是引入新思潮，引入各種各樣的思想資源。
記得歷史學家陳寅恪講過這樣一句話：中國的書雖多，不過基本的只有幾十種而已，其它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這幾十本書基本上都是先秦時代的創造，包括《論語》、《老子》、《莊子》、《韓非子》、《孫子兵法》等，這些著作都出現在中國第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那個時代，不同的主張、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說、不同的社會理想都有同等的表達機會，所以創造了思想和文化的繁榮。那個時代是個亂世，亂世的好處是沒有“天下定于一尊”的標準，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中國的文化基本上被歸結到了儒家這一宗上，而且長期以來對儒家進行不斷的一元化的、政治化的解釋，這使得我國文化的創造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從那以後，中國的讀書人幾乎都是在儒家的軌道上按部就班，最多有一點“儒道互補”，“儒”是主體，“道”是補充。這種格局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大約兩千年，實際上，中國社會在文化上已停滯了，“百家爭鳴”的時代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那一刻就結束了。
“五四”迎來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二個“百家爭鳴”時代。為什麼在“五四”這個時代會再一次地出現“百家爭鳴”？這是有歷史大背景的。這個大背景就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西方列強虎視眈眈，中國這個民族要在世界上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尋找新的出路。那麼，我們找到的第一條出路是什麼呢？從歷史教科書中可以知道，第一條出路叫“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學習人家的技術——堅船利炮，你有槍，我也有；你有炮，我也有；你有軍艦，我也有。這一步我們學的是人家的技術層面，產生了洋務運動，包括建立了北洋艦隊。但是，我們雖有了相同的艦隊，相同的炮，在甲午戰爭中卻慘敗于一個蕞爾小國、一個從未被放在眼裏的島國日本。在此情況下，中國有識之士，朝野上下，開始尋找新的出路，開始在技術之外尋找新的資源，這就產生了“戊戌變法”。這個“戊戌變法”真正的高潮只有103天，所以也稱“百日維新”。這條路還是沒有走通。接著又蒙受了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這樣的民族恥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連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後都倉皇出逃，顛沛流離到了西安，一路上飽經風霜之苦。這種苦是深宮之中養尊處優的她沒有經歷過的。吃了這樣一番苦頭，到了1900年，她決心接過光緒帝在1898年變法的衣缽，開始了“晚清新政”。在教育方面，她推行了包括廢除科舉制度、設立新式學堂等一些新政。今天我們的學校，就是在慈禧那個時候開始的。這些新式學堂奠定了近代中國教育向西方學習的模式，奠定了基本的學制——小學、初中、高中。她還實行了一係列的政治改革，特別是1906年搞了一個“預備立憲”。當時她搞憲政當然是有各種原因，比如迫于壓力，為了挽救清王朝搖搖欲墜的命運，可能帶有欺騙性，但無論她有什麼樣的動機，從客觀上，她實施的新政推動了中國從一個古老的專制國家開始向近代國家轉型。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但是，當時中國外有民族危機，內部更是矛盾叢生，種種問題，最終導致慈禧死後不到三年，武昌一聲槍響，一場小規模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顛覆了，而且把綿延了兩千年的帝王一統江山的模式一夜之間翻了個個兒。從此之後，任何人，不管是袁世凱還是張勳，無論是什麼人想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稱王稱帝，不可能得逞了。我們知道袁世凱稱帝只有83天，張勳復辟只有12天，也就是說帝王一統山河的模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行不通了。“五四”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的。
那麼，“五四”的主題是什麼？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有一個標志性刊物，叫《新青年》雜志，它創刊于1915年9月（最初叫《青年》雜志），與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差不多同時，在太平洋的彼岸的美國，一批留學生在1914年成立了叫“中國科學社”的小團體，創辦了一家影響非常深遠的（尤其對自然科學）《科學》雜志，這個《科學》雜志與《新青年》雜志遙相呼應，比翼雙飛。兩個不同的雜志，不同的定位，它們追求的東西卻是相通的。我們知道後來陳獨秀把《新青年》雜志的主題概括為“德先生，賽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賽先生”就是科學。實際上，科學的觀念更多是由《科學》雜志、“中國科學社”來闡述的，陳獨秀闡述更多的是“德先生”，他打出的旗幟主要是“德先生”。由于《新青年》、《科學》雜志的出現，中國年輕一代的讀書人，或者說年輕的知識分子們開始尋找新的道路。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個新起點。因此，從根本上說，“五四”就是重新尋找方向，重新為中華民族定位。這個起點對于中國人、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起點。正是在這個起點上，我們的前輩們開始把古老中國帶入現代文明社會之中。
（傅國涌/文化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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