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學者撰文評價諸葛亮，除了對他的治蜀才能、他對蜀漢政權忠誠的可信度等方面提出質疑外，還對他在用人方面的一些做法加以指責，認為他“賞罰不明”。本人認為評價歷史人物離不開時代的背景和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因此想就諸葛亮用人方面的一些做法談談自己的看法。
陳壽評價諸葛亮說：“諸葛亮之
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這番話，比較全面地評價了諸葛亮執法用人的政策，也真實地反映了蜀漢各階層人士對諸葛亮用人“賞罰必信”的肯定。那麼，“開誠心，布公道”，“終于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究竟指的是哪些方面，聯係蜀漢政權建立的特點，其中還有更深層的內容。
劉備死後，諸葛亮以丞相身份輔佐劉禪治蜀，這時所面臨的協調巴蜀人士同荊徐人士的關係問題顯得更加嚴峻。因為，荊州四郡的失守，蜀漢政權被封閉在三峽之內，進入益州的荊徐人士“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趙雲語）的打算變得十分渺茫。而諸葛亮雖然以丞相領益州牧，大權在握，但諸葛亮卻是屬于劉備手下荊徐係統的人物，他在執法用人上的舉措，自然會使巴蜀人士更加敏感。
只要通觀一下諸葛亮治蜀過程的所作所為我們不難發現，用心平正，無所偏袒，對待巴蜀人士和荊徐人士無論在使用還是賞罰上，一律一視同仁，這樣的用人政策是巴蜀人對諸葛亮特別稱道的一個重要原因。（周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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