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華文化標志城”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息。讚成者認為，這一項目有助于打造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但在上百名政協委員和網民看來，這項耗資巨大的工程，打著文化名義破壞歷史遺產和傳統文化環境，有文化造假、文化浮誇之嫌，會嚴重浪費國家財政。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就是要搞“大項目、大場面、大工程、大投資”嗎？
自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國的文化事業步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但是，借“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口號，片面追求數量的巨大和成本的付出，而有意無意地忽視高質量的文化創新和普及的情況，也不時出現。公眾熱議的“中華文化標志城”事件，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圍繞這一項目的爭議，說明在什麼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如何才能促進文化的發展繁榮問題上，全社會仍需充分檢討和反復論證。
首先，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不等于儒家文化大復興。文化的發展繁榮，並不等于傳統文化的復興，更不等于單純的儒家文化復興。這裏面需要處理好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關係。學術界所達成的共識是：中國文化或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多民族一體的。它既不等于漢文化，更不等于儒家文化。把任何一種地方、民族或種族特殊性的文化、節日、地點人為地拔高、提升到國家級是極為不妥的。
其次，文化大發展不等于經濟大投入。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不應迷失在大工程、大項目、大投資之中。實際上，文化發展不同于經濟發展，它並不特別要求物質的大繁榮、資金的大投入和利潤的大回收。一味追求數量上的多、大、全，只會阻礙文化的良性科學發展。
對文化事業而言，粗放型的發展模式是災難性的。它不是建設而是破壞。近年來，一些地方大搞文化躍進，斥巨資修建各種文化城、人造“古村落”、“民俗村”、“影視文化城”等等，既破壞了環境，又人為混淆歷史真實，愚弄遊人。具體到“中華文化標志城”來說，這一項目的負責人表示，規劃建設中華文化標志城的第一要務，是要加強對已有歷史文化遺產特別是古建築、古遺址的保護和維修，其次才涉及必要的新建項目。這番話說得頭頭是道，但關鍵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必要的新建項目”？如果真的要以保護維護古建築、古遺址為第一要務，那麼，已被證明的最好的保護方式是盡力保持、維護古物的原樣，在非維修不可的情況下，才可進行適當的維修，而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乃至憑空捏造。
此外，古建築古文物的“原貌”、“原樣”，不只限于城樓、墳墓、牌樓等孤立的文物原樣，還需要周邊環境的和諧統一。對文物的保護，應該是對文物及其周邊環境的整體保護。
第三，對文化發展的規劃應充分尊重民意，講究程序正義。在討論有關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合法性時，有學者表示，打造中華文化城的工程是由幾十位兩院院士和民主黨派領導倡議的，並已得到了“有關領導”的批示。也就是說，是否要建，該不該建，用不著我們考慮或論證，我們的任務是為怎樣建、建什麼提出思路，提出一個戰略規劃。
這樣的邏輯，其實是行不通的。無論是院士或政協委員的提議，抑或是“有關領導”的批示，這裏且不說批示的具體內容到底怎樣，都不見得科學準確，更不是合法性的來源和保證。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任何一件公共決策的出臺，都應充分聽取各方智慧和意見，其次才是命令發布和實施。
同樣值得玩味的，還有中華文化標志城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虛心表白”。他說，我們懇切地歡迎來自各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懇切地渴望越來越多的同胞參與到這項偉大事業中來，使中華文化標志城真正成為激發民族情感、激發創新活力，體現和展示中華民族空前團結與凝聚的宏偉文化工程。 可是，這一呼吁的前提卻是文化標志城的建設勢在必行，不能動搖、不必否定；在此前提下，一些技術性意見才值得歡迎。可是，從各方反饋的民意來看，“文化標志城建設勢在必行”的說辭，真是讓人搞不懂其底氣何來、其理由何在？
總之，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絕不以龐大的面積、驚人的數字和富麗堂皇的龐大建築為標志。文化硬件設施的好壞，只是評判標準中的一個方面。更何況，硬件設施的好壞，也並不與設施體積面積的龐大直接對應。文化發展繁榮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全社會都能普遍享受到文化的滋養、感受到文化的魅力。而這更需要進一步落實和完善文化體制改革，增強文化事業活力，調動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多出優秀作品，多出優秀人才。(陶東風/首都師范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當此時代，藝術家安在?
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
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重在引領、貴在自覺
證偽中華文明價值，沒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