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 曦
哲學乃文化之本體，文化乃社會之主體。西方哲學表明，自以為是乃哲學根本問題，因無法解決自以為是問題，西方哲學是自以為是的哲學，以此所建構的西方文化是自以為是的文化。由于中國現代文化已被西化，其社會基本問題只能源于西方的哲學問題，源于自以為是。所以，由自以為是哲學根本問題所決定，自以為是乃中國現代社會之基本問題，堅持自以為是則必然走向以非為是、自欺欺人。訴求儒學以解決中國現代社會基本問題，是以儒學進行的批判與自我批判，從而以孔子“和中為是”之哲學思想，引領中國及西方文化步出自以為是，文明以止，化成天下。
一、自以為是乃中國現代社會之基本問題
把中國現代社會問題歸結為文化問題從而訴求儒學而解決之，形成了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復興儒學的理論思潮。其中雖不無肢解之嫌。然而，問題更在于，對其把中國現代社會所存在的問題之歸結為文化問題的思想理路進行反思，則會發現，這種植根于西化思想理路與歷史進路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乃源于西方哲學根本問題。哲學乃文化之根，產生社會及文化問題之本質性原因，是支撐這個社會及文化的哲學，源于哲學沒有解決之根本問題。所以，推定中國現代社會問題，正確的思想路徑只能是進行哲學反思以推定問題之根本性質，以解決哲學問題為邏輯起點，解決與現代社會相關之所有文化問題，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現代社會問題。由上述哲學理路所決定，儒學訴求之本質性在于其必須解決哲學根本問題從而對中國現代社會問題進行反思批判，此乃復興儒學根本意義之所在。
儒學由“獨尊儒術”走上歷史舞臺，由“打倒孔家店”退出歷史舞臺，這一歷史演進之路使儒學復興決定于其反思批判之思想能力，決定于儒學能否對走上舞臺到退出舞臺之歷史與邏輯進行理論推定，論證重新走上歷史舞臺之必然性。儒學在批判與自我批判中獲得復興之合法性，是儒學“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理論推定所承諾，是孔子儒學思想體係之自在自為。所以，訴求于道德學說之儒學復興，乃本末倒置，是回避中國現代社會問題的本質。只有在哲學根源上推定中國現代社會問題的本質，才能標本兼治，在解決本質問題的根本性上使儒學復興。
中國現代社會問題源于“全盤西化”。西方哲學史及其思想原理表明，哲學是對自以為是的自覺與反思的思想理論學說，哲學力圖使人類走出自以為是。但是，因為西方哲學陷入“自以為是怪圈”——總是力圖走出前人的自以為是而總是形成新的自以為是，因而出現了眾多的哲學理論與浩如煙海的文獻。蘇格拉底哲學首先承諾了對自以為是的自覺與反思。他認為，人首先要認識自己的無知，以避免自以為是。蘇格拉底哲學之深刻性在于對人性的自以為是之洞察，並以“蘇格拉底之死”宣告了古希臘理性與雅典民主的自以為是。西方哲學史表明，從後蘇格拉底哲學開始，西方哲學陷在柏拉圖設定的“理念論”的“自以為是怪圈”中不能自拔，最終以哲學根本問題的自在性表明西方哲學不能解決自以為是問題，使自以為是成為哲學根本問題而導至“哲學的終結”，從而出現後現代主義之自以為是。由于西方文化無法解決自以為是問題，必然各行其是，使經濟主義、多元主義、個人主義、虛無主義、宗教主義泛濫成災，形成了自以為是、以非為是與自欺欺人的西方現代社會問題，並以強勢影響中國，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自以為是、以非為是與自欺欺人的現代社會問題。所以，哲學不能解決自以為是根本問題使所有理論推定只能自以為是，從而形成了自以為是的人類文化。所有社會問題乃因于自以為是的哲學，自以為是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星球文明的基本問題。
本質決定了問題之必然性，使問題貫通對本質進行解讀的哲學理路並在歷史中生成哲學問題及其邏輯。現實問題由歷史生成並自在于歷史之中，使問題的現實與歷史性、解決問題的理路與生成問題的本質呈現為邏輯統一性。自以為是哲學根本問題雖然呈現于現代，然而，其生成並積淀于歷史之中。西方哲學史表明，為走出自以為是而進行是其所是的推定是哲學要實現的理論目的。所以，自以為是的自為與自在的統一使其成為哲學根本問題，由此生成西方哲學並使其終結。由此表明哲學學科的特質乃基于自以為是之根本問題，對自以為是的自覺成為哲學的起點，弗能解決或者解決了自以為是問題，是哲學的終點。
自以為是問題的根本性使解決所有問題的理路歸于哲學，只能于哲學批判中發現並解決問題。因此，解決中國現代社會問題，只能著力于自以為是之哲學根本問題，任何回避哲學的方案——諸如有關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的改革、有關司法體係建設、有關和諧社會之道德訴求與宗教訴求等，都會因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而走向以非為是、自欺欺人。
由自以為是哲學問題之根本性質所決定，不能解決自以為是問題的西方後現代思潮愈發自以為是、以非為是，而中國的現代理論思潮也不能不深陷自以為是、以非為是，而深陷其中的所謂傳統文化及儒學訴求，亦只能以形形色色的理論思潮與自以為是的價值取向遮蔽問題之本質。由于中國現代哲學支撐的社會遮蔽了自以為是根本問題，隨著問題的積累，引發了全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質問題，中國的生態破壞、資源浪費及嚴峻的腐敗形勢表明，現代生存能力乃基于對後代生存權利之剝奪，這個時代已經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所以，反思與批判自身的自以為是、以非為是與自欺欺人，應當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自覺。
二、步出自以為是之歷史誤區
對于中國文化而言，自以為是根本問題的存在決定了儒學走上歷史舞臺與退出歷史舞臺的邏輯統一性，由此進行的反思表明，雖然中國現代社會的自以為是源于西方哲學根本問題，然而在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性上，則生成于後儒“知丘罪丘”的歷史進路，自以為是之“知丘”，最終以“罪丘”否定之，從而開始了西化的自以為是。可見，訴求儒學，首先需要對後儒進行反思批判，正本清源，進而對西化的自以為是的本質性進行一以貫之的哲學推定，才能以儒學的“和中為是”徹底解決自以為是哲學根本問題，進而解決中國現代社會及人類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對西方的哲學進路與孔子儒學進行“一以貫之”的理論推定表明，如果說蘇格拉底哲學開創了對自以為是的自覺與反思，那麼，孔子儒學則以對自以為是進行的批判並以《易》之“和中為是”解決了自以為是問題，從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儒學史表明，後儒“以《易》疑丘”，歧解了孔子思想，遮蔽了“和中為是”的思想原理，異化了“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儒學思想體係。所以，如果以自以為是之漢宋後儒所建構的儒學應對中國現代社會問題，不但遮蔽了自以為是哲學根本問題，而且必然走上以非為是，所產生的結果亦只能自欺欺人。
中華民族是“生生不息”、“厚德載物”之民族，但是，由于後儒誤解孔子，產生了“知丘罪丘”、“以《易》疑丘”等問題，最終使儒學退出歷史舞臺，步入了西化的歷史進路，從而受限于西方文化與哲學。現代中華民族要“生生不息”、“厚德載物”，只能在“以《易》知丘”的理路中把握“和中為是”的哲學思想，批判現代文明的自以為是，步出西化的誤區。儒學復興的歷史進路將表明，“和中為是”的文化架構將使中國步入《易》所推定的化成天下之路，引領人類文明。
在歷史上，有太多的罪惡假儒學之名而行之，自欺欺人地用儒學掩飾中國的現代社會問題，產生了對儒學的庸俗化、宗教化歧解與運用。我們要通過批判，明確復興儒學所能實現的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
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乃文化之目的，此謂“文明以止”。因不能一以貫之地解決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問題，西方文化因此產生了哲學、科學、宗教三種文化形式而弗能“文明以止”，從而使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人類文明，訴求于唯科學主義而走向以非為是，訴求于宗教而走向自欺欺人。西方文化表明，其文明之成就，僅僅“剛好足以意識到自己的無知”，以“無知”所建構的西方文明則不能不是“自以為是”，而融入這種“自以為是”文明的現代中國則不能不是“以非為是”，明知“以非為是”卻“自以為是”，則只能“自欺欺人”。所以，解決中國現代社會問題，如果仍囤于西方哲學、唯科學主義與宗教訴求，其不能不是自欺欺人。
中國近現代社會的自以為是主要表現為極權主義與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本質性上則是個人主義，而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只有在極權主義的權威中才能徹底實現，因此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的以非為是必然走上極權主義，直至不擇手段。中國雖然經過改革已融入國際社會，但是，因為沒有對自以為是、以非為是進行反思批判，使社會價值取向搖擺于極權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由于在文化上失缺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改革的盲目性產生了文化沙漠。所以，中國現代社會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哲學智慧，只有儒學智慧能夠使中華民族及人類走出自以為是。
儒學表明，經由孔子推定之《易》經，其以“和中為是”思想原理，使理性步出了自以為是，從而形成了和中內化的哲學智慧。然而，由于孔子儒學被後儒異化，需要把對其正本清源，作為復興儒學的邏輯起點。由此決定了在文化本質上理解儒學，顯得十分重要。于本質上理解儒學文化，首先需要把握儒學的文化定義，這是解決中國現代文化問題的必要前題。《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飾也。按照《易》理，能夠化成天下的文明，稱為文化。“文明以止”即文明“化成天下”所生之文飾，以文明之而止于至善。文明是文化之顯現，文而飾之，文明也。由《易》可知，中國的現代社會問題一方面產生于弗能化成天下之文飾即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則出于對孔子纂《易》之誤解，使“以《易》疑丘”成為儒學的基本問題。按照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以《易》疑丘”使“和中為是”的《易》學思想原理為後儒所遮蔽，從而使“以《易》知丘” 成為儒學的核心問題。《易》理表明，在哲學本體論、主體論與價值論的統一性上，通過“以《易》知丘”完成“和中為是”哲學原理之外化，其承諾的哲學體係為“形而中論”。推定表明，“形而中論”是“和中內化”的哲學，所進行的外化，是其承諾與推定的形式化之完成。
三、“和中為是”與損益之道
西方哲學的自以為是表現為本體論困境，這個困境表明，主體所建構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沒有可靠的本體論支持，所有尋求唯一的、絕對的、獨立的本體之哲學努力都是徒勞的，所有“是”其所是的哲學推定，都是自以為是。《易》之“形而中論”表明，不存在唯一的、絕對的、獨立的本體，而人類賴以建構所有文化之本體，乃自然界之“生生”，“生生”是“存在”的本質。人之所“是”之是，乃“生生”之是，“是”即“生生”，“生生”乃本體之“命”而為主體所“命”之。所以，本體之命與主體之命為“生生”所“命”而“命”之為“生生”， 故“生生之謂易”。
本體與主體之“命”“中和”為“生生”，所“命”本體之“生生”，乃“本體和中”；所“命”主體之“生生”， 乃“主體中和”，此以“生生”“窮理盡性”者也。主體以“生生”中和于“命”，為“生命”之“生生”，乃價值取向于生命之終極關懷，此謂“以至于命”。所以，“生生”乃“和中為是”，“和中為是”使人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故，《易》所推定之主體，乃“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其主體性乃“形而中主體之謂神”。主體通過“形神中和”而“厚德載物”、“生生不息。”主體實現之“生生”，乃本體論、主體論與價值論之中和，而人類所建構的所有文化，只能“中和”于“生生”而“命”之“生生”，才能“恒以一德”而所是其是。是故“恒以一德”之“恒”者，“生生”之所成也；“以”者，恒以“生生”也；“一者”，“生生”之恒也；“德”者，得而行之“生生”之恒道也。是故，“恒以一德”乃孔子“予一以貫之”之所成也。
《易》之“和中為是”通過推定“中和八卦”的“生生”之“象”而實現。《易》曰：“易有大恒，是生兩儀，兩儀生四馬，四馬生八卦，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六業。”此為《易》之“大恒六業”。“大恒六業”是對《說卦傳》之“和中為是”所作之理論概括。“四馬”即“四象”，乃天地定位之“先天之象”，即《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先天四象”， “先天四象”乃天地“生生”大化之源，為萬物“生生”之本體。因“先天而天弗違”，故主體不能把握“先天四象”，只能把握由“先天四象”生出的“中天四象”即“中天八卦”，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中和”性，以“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的“生生”性，推定了主體和中之道，“是故《易》逆數也”承諾了天地損益之《易》理，由“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六業”推定了《易》之損益之道。“生生”而有“損”“益”，“損益”乃天地人之恒道，主體“以至于命”之“生生”，需要避“損”行“益”。為此，《易》以天地之“生生”推定四時之損益，為人道之“生生”推定人生之“損益”，由“逆數三索”給出《鹹》、《未濟》、《益》之“益道三卦”，人生之益由少年始，中年不懈而老年益。
《易》表明，孔子通過對《易》“同途而殊歸”之轉化，“求其德”使《易》成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經典。“和中為是”之“生生”而生“損益”，使孔子殊為重視損益之道：
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茍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藏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茍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頌之。
中國現代社會的自以為是與以非為是可謂“自損者益，自益者缺”，“自損者益”使中華民族的素質越來越損，已損至底線。“自益者缺”則需要能夠使中國走出自以為是與以非為是的“和中為是”之哲學智慧。《易》之“和中為是”，乃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之“天地損益”為本體，推定了“人道損益”之理。“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得”而“以虛受之”者，德也。“山上有澤，鹹；君子以虛受人。”《鹹》卦表明，《鹹》為“益道”之始，“益”之“得”即“以崇德也”，其以“以虛受人”的主在性而“利用安身”、“窮神知化”，“以虛受人”的客在性使“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天下之善言入其耳“故能成其滿”，“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之”乃“和中為是”之為政之道，與“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具有承諾與推定之統一。顯然，“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自藏而滿意，窮高而不衰”、“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乃自以為是、以非為是，“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而“持滿”之謂者，無過于當代之“盛世”說，“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是故“聖人不敢當盛”。“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矣”，所謂“盛世”之自以為是，可以休矣！
綜上所述，中國現代社會深陷自以為是，極其需要《易》之“和中為是”與“損益之道”，以引領中華民族走出自以為是。問題表明，中國現代社會之自以為是、以非為是與自欺欺人已使中華民族處于何去何從、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歷史正在考驗中華民族之智慧。雖然孔子儒學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走出自以為是之睿智，但是，由于後儒“知丘罪丘”之誤解與現代之全盤否定，直至對孔子扒墳毀墓，使儒學之復興，只能置于批判與自我批判，以博大精深的儒學思想能力，解決哲學及文化問題。現代性之儒學復興，需要以哲學為基礎，在批判與自我批判中提高中華民族的思想能力。然而，必須清醒的是，雖然儒學復興乃歷史之必然，但是，由自以為是、以非為是與自欺欺人所決定，復興儒學的進程將充滿阻力。儒學復興中所產生的“表象化”、“宗教化”與“庸俗宗教化”表明，“一旦歷史被挾入風雨飄搖不堪重負的賊船，航道湍急滿布險灘，此時，要糾正歷史的方向，卻極為艱難。顯然，唯一的辦法是棄船遊泳，重新上岸。然而，那些喪失了遊泳天性的既得利益者、養尊處優者和麻木不仁者，他們寧願把歷史拖向災難的深淵，也不肯棄船。”
是故，儒學復興，任重而道遠。（作者為著名易學研究專家、儒學學者）
準確看待中文的國際地位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構成與特徵
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
推進精神文化的和諧發展
“三綱五常”異化了孔孟的儒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