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將軍誕辰100周年紀念日（4月11日）即將到來，在其身邊工作長達十多年的秘書撰文，深情回憶了王震將軍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一生——
王震（左）與朱德（中）、關向應（右）在一起。
2008年4月11日，是我敬愛的並在其身邊工作十多年的王震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
■ 對王老的一點“偏見” ■
我第一次見王震老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時，他率中央代表團慰問新疆各族軍民，我作為《解放軍報》社記者隨團採訪。1982年底，我又被調到王老身邊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王老的前半生，無疑為黨、國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常想，在王老生命的天空上，開著比朝霞還要絢麗的晚霞。這也可能是因為我直接在晚年的王老身邊多年工作的“偏見”吧。
王老的一生波瀾壯闊。在王老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有著千言萬語奔涌心頭。王老去世後的1993年3月19日，新華社在播發王老的生平時說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深深知道，這決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沒有絲毫的過譽。
來到王老身邊工作後，在整理文檔時，我看到，王老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先後頒發的《關于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幹規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文件的空白處和反映一些高級幹部艱苦奮鬥，不搞特殊化的事跡材料上批示：“親屬成年人傳閱，然後工作人員傳閱，再開一、二次會討論如何嚴格遵守規定。”“季青同志（王震同志夫人——作者注）閱告栗勇同志（王震同志駐地管理員——作者注）不許搞特殊化。”“宿舍各員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並栗勇同志，要切切實實遵守政令辦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整黨決定，王老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顧問。就在任顧問的當天，他在一張白紙上，恭恭正正寫下了北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伶官傳序》得出的“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之結論。
跟隨王老10多年，親眼所見，又聽其老部下所談，對王老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老牢記親耳傾聽過的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關于務必保持艱苦奮鬥作風的殷殷訓誡，王老無疑是我黨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楷模之一。這從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對待禮品的態度上表現得比較充分。
■ “他不許別人給做衣服，一說做，他就鬧騰！” ■
先說衣。戰爭年代，環境艱苦，王老那粗布做成的舊軍服上經常是補丁摞補丁，甚至一只腳上穿著皮鞋，一只腳上穿著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後，他和廣大幹部戰士一樣節衣縮食，穿沒有口袋的軍衣，戴沒有襯裏的軍帽，省下錢來用于軍墾生產。五十年代，任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長時，經常穿的是套舊軍裝。1957年，率中國農業代表團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來後，又換上了舊軍裝。王季青說：“給他添件衣服難著呢！他不許別人給做衣服，一說做，他就鬧騰！”後來，沒有換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兒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後下水洗的舊一點，不讓他察覺，換著穿。王老穿得毛衣都是王季青和保姆馬小妹用普通毛線手工編織的。他的內衣穿破了，總是讓補補再穿，經常是一件內衣有六七個補丁。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前，他沒有穿過皮鞋，總是穿布鞋。解放後直到去世的44年間，除了軍裝，滿打滿算，王老僅添置過七、八套衣服。
■ “一看到有人開那個筒筒，我就心疼。” ■
再說食。五十年代時，王老規定炊事員給自己家每頓做四、五個菜一個湯，夥食費每個月全家每人不得超過30元。六十年代初困難的時候，他規定改成三菜一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每人夥食費逐漸增加到80元。他還規定，要多吃粗食，每頓的剩飯下頓要熱熱再吃。給王老當了幾十年管理員的栗勇師傅開始沒有認真執行。王老愛吃米，60年代時糧店供應的米少，栗勇便從機關食堂“調劑”點米，王老發覺後，很認真地批評了這件事。夥食費超了，王老也批評。此後，栗勇執行指示，說一不二，包括經常熱剩飯。
王老冬季不吃時令鮮菜。他說“那都是大棚生產的，有的比肉還貴。”不僅自己不吃，他還不讓家裏人吃。冬季飯桌上，往往是白菜、蘿卜、土豆這些大路菜。為了調劑生活，他讓炊事員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裏蕻、芥菜、胡蘿卜等小菜。1971年10月間，王老從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裏的爐灶還沒修好，組織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飯店，他說不浪那個費，就讓管理員在院子裏用磚頭支個鍋，每天和家裏人一樣，面條就著煮白菜、炸辣椒吃。就這樣吃了一星期。八十年代後，興起了罐裝飲料。一見上這種飲料，王老便給算賬：“一罐兩塊多錢，裏邊的飲料不值一塊錢，光包裝就一塊多，浪費太大。陳雲同志說，可口不可樂。以後飯桌上、房間裏不能上這種飲料。”工作人員都自覺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老在廣東珠海說：“一看到有人開那個筒筒，我就心疼。”
■ “我們這些人的開支已經不得了啦” ■
再說住。五十年代初，王老從新疆調北京工作，住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胡同5號。同住的還有張愛萍、甘泗淇、朱早觀等幾家。王老一家加上兩名工作人員，住七間房子，緊緊巴巴。三個兒子擠在僅有五、六個平方米的一間小屋裏。夏天太悶熱，兒子們便搬到前院張國華正房後邊的半露天的走廊裏住。經常是半夜裏風雨突起，蚊帳被單被打濕。當時，王老任鐵道兵司令員，鐵道兵多次動員他搬家，他不答應，一住就是三年。後因駐地沒有車庫很不方便，經再三動員，王老答應搬到成方街5號，但交待說：“不修繕，不裝修，是什麼樣，就什麼樣住進去。”一直住到1969年沒有裝修過。王老安排，自己辦公室、會客室、臥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間，三個孩子佔一間，節省出住房讓秘書、管理員、炊事員都住了進來。王老說：“這樣工作方便，也為國家節省住房。”住房中裝有暖氣，但冬季王老不讓燒，他說：“那太浪費，屋裏生爐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燒開水。”1971年，全家從江西回來後，先住在北太平莊，後住在東四十一條，都是舊房子，也不寬敞。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灣9號。這個院本是前後兩個院，前院14間房，後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間。王老說：“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間砌道墻隔開。前院還可住一家，後院的夠我用了。”王老又給分配住房：三個兒子，每家一小間，孫子輩長大了，一個孫女跟奶奶睡，一個孫子跟王老睡。王老說：“小孩子火壯，給我暖被窩，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員沒有床鋪午休，便睡沙發。
王老當了國家副主席後，外賓經常到家裏拜訪。不少同志提出說，王老的住房太簡陋，進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換處住房。王老說：“這條件已經很不錯了。比起延安的窯洞強多了吧！比南泥灣和北大荒開荒時的條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強出多少倍。我們這些人的開支已經不得了啦，又是司機、醫生、警衛、秘書，給國家添的負擔已經夠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換了！”
■ 外出“不要搞得地動山搖” ■
再說行。1952年到北京工作後，直到去世前，王老坐過五臺車。第一臺是吉姆，從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間大小修過四次。司機老于說：“王老常年跑基層，汽車留北京，不費。”六十年代初，王老到中南海開會，半路車壞了，他便攔叫一輛三輪車。中南海的門衛不讓三輪進。王震說：“毛主席召集的會，已經遲到了。”待王老解釋清楚了，門衛戰士才讓這位共和國的部長搭乘的三輪車蹬進了中南海。
第一臺吉姆實在不能跑了，又換一臺舊吉姆。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後，給他配了臺吉斯，後來換成了“紅旗”。改革開放後，變成了“尼桑”。王老幾次對司機老于說：“我們不能總想著換車，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這個車把我送到八寶山。”再後來，坐上了外賓贈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又轉送給他的“奔馳”。1989年政治風波後，黨中央提倡黨政幹部要帶頭坐國產車。王老幾次指示工作人員把奔馳車上交。工作人員解釋說：“您這臺車不是配發的，是小平同志轉送的。您現在可以稱為元老了，您不坐，誰還敢坐，上交後放到那裏也是浪費。再說，我們交，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不收。”王老說：“別找那麼多理由，交！”後來，工作人員把“奔馳”鎖到車庫裏一段時間。王老去世後，王季青即決定，把這輛奔馳上交了。到外地視察，王老不坐臥車，總與陪同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這樣一可以省汽油，二來在車上隨時可以和陪同人員交談，了解情況。一次在湖南邵陽，他開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車，後發現警車又是“噢噢”直叫，還粗暴地趕開群眾。他非常生氣，讓車馬上停下，但一時又無法制止警車，他便讓司機甩開警車，掉轉車頭選另外的路線走。因工作必須有警車開道時，他也常交待不要動不動就鳴笛，“不要搞得地動山搖”。下雨天，他還常交待司機，到行人身邊要開慢點，免得把積水濺人身上。一次回家路上碰到了大卡車卸貨擋路，司機想下車請卡車讓道。王老連忙制止說，不要著急，等他們卸完貨我們再走不遲。王老還常向家裏人交待說：我的車是公家的，只許我上班、開會用，你們不能隨便用。王老是個孝子，但六十年代末，他老母親病了，他讓工作人員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車去住院。孩子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車。如果是必須用的私車，王老總讓于師傅登記清楚。六十年代時，每月都要交十多元用車費。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腳不便，還經常乘公共汽車或走路上街買東西或看老同事。
■ 生命最後一刻都不忘節約 ■
再說用。王老主張公私要分明。他的孫子小時候要拿他的辦公用紙做演算紙用，他說：“這不行喲，要五講四美。”他反對用公家家具，除了會客室的沙發及他用的書櫥、辦公桌椅是公家配發的外，其余他都要自家購置。無論是公家配發或是自家買，均要求方便實用即可，反對配或買高檔的。一次，家裏的木板椅換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頓發火。一個大衣櫥從五十年代一直用到去世，大衣櫥的門關不上，就用舊報紙墊掖著。客廳裏的沙發用了近20年，搖搖欲墜還不換。王老睡的始終是一張極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層塑料泡沫墊。王老的床頭擺放的是任弼時兒子任遠遠手工制作送他的簡陋的臺燈，上面用紅油漆寫著：“為革命的老英雄王震副總理設制 任遠遠 一九七七·二”。這個臺燈一直用到王老去世。說來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老洗澡沒用過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說，我又沒勞動，身上不太臟。一用香皂水就臟了，別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熱水衝泡過後，讓孫子、孫女接著洗。他們洗好後，也不讓放掉，讓保姆用來洗衣服。白天，他在院裏散步，發現廁所燈亮著，馬上找人關掉，並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員要節約用電。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痰多。外出時，警衛參謀口袋裏裝著手紙巾，備他用。他批評說這是浪費，讓用一個廢罐頭盒盛點沙子放車上，回家後換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盡管他身體十分虛弱，無力抬頭吐痰，為節約一張紙巾，仍堅持要十分吃力地側過身把痰吐到痰缸裏，不讓醫護人員用紙巾接。談及此事，醫護人員和身邊其他工作人員都激動地流著淚說：“王老是我們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光輝榜樣！”王老去世後，許多人趕到翠花灣9號吊唁，見到這位國家副主席，這位共和國的開國元勳的客廳、辦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是如此的簡樸後，都感到很驚訝，更多的是感動。
■ 本來就“心裏很有愧，怎麼還能白吃老區人民的東西，剝削老區人民呢” ■
最後說說禮品的事。王老的老部下多，戰鬥、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多，大家對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時有的帶盒茶葉什麼的，王老也不好意思拒絕。但數額稍大時，王老都堅決退回或作價付款。1961年春節前，黑龍江墾區用兩個麻袋反套一口砍掉腦袋的肥豬，讓火車托運來。王老發現了，立即通知農墾部食堂一個姓宋的管理員拉走，讓機關的同志過個好年。王老的炊事員陳師傅回憶說：“那時王老家五口人，每天憑本只能買五毛錢肉，正是過苦日子的時候。我要砍下兩斤，王老堅決不讓，眼睜睜讓拉走了。”1962年秋，王老的家鄉瀏陽蜜桔大豐收，給他帶來三筐共150斤。當時瀏陽的蜜桔每斤兩毛錢，王老則按北京的市價每斤四毛錢付給了家鄉來人。他還親自寫信給中共瀏陽縣委，要求他們要堅決執行中央有關不許送禮的規定。大別山老區湖北羅田縣是王老直到晚年都密切聯係的點。羅田縣有位叫王宗武的領導同志經常帶點板栗、綠茶等土特產來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員算清付錢。開始，王宗武過意不去，並開玩笑說：“這是王老見外。”王老作正色答：“大別山許多事情還沒有完全辦好，人民生活更困難，將來我們到馬克思那裏報到，本來還交不了差，心裏很有愧，怎麼還能白吃老區人民的東西，剝削老區人民呢！”聽了這番話，王宗武說：“作為開國元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王老，如此廉潔奉公，嚴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動和教育。”這就是我作為王老身邊的工作人員所了解的王老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事跡的一鱗半爪。這些事跡，誕生在那些特定的年月，但這些事跡，折射著我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熠熠生輝的高尚情操，這也是那個特定的年代共產黨人保持本色、密切聯係群眾特有的方式。王老身上體現的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優秀品質，完全是其內心世界的流淌，沒有絲毫的做作。現在，我們國家富裕了，但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反復強調全黨同志要牢記“兩個務必”精神。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緬懷和學習。
2007年12月24日，我們工作人員同樣十分敬重的王老的夫人王季青同志也走了。她與王老相知、相伴，一道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王季青同志曾當過北京市女八中校長，我們工作人員都叫她“王校長”。我們深知，王老與王校長兩位老人都是十分真誠純粹、當之無愧的共產黨人。王老、王校長，您們若地下有知，不，共產黨人會有另一個天堂，您們倆會在那個天堂裏永不分離。（李慎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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