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燦爛的文化，不是一座“城”就能表現出來的。即使通過物化的手段將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型的中華文化展示出來，也不能代表中華文化的全部。況且，這樣的“物化”手段並不是最好的方法，歷史上所發生的每件事都有它特定的場所、特定的時間，原來的歷史環境是不可能復制的
●文化不能靠標志，標志也不是文化，文化融合于全民的知識素養之中，是普通大眾對歷史文化的了解，對傳統價值觀的認同。提升中華文化需要一係列的、長期的行動，比如文化遺產保護，青少年的教育、人們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操的培育等等
●我們的文化遺產保護走過太多的誤區。文化遺產最重要的價值是它所承載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後代人要通過實物遺存去了解產生它們的時代背景，現在許多地方總是將新建的倣古建築冠以恢復、重現歷史景觀的各種名目，這既是對新建築真實性的抹殺，更是對文化遺產原真性的褻瀆
山東濟寧市要建一座“中華文化標志城”，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不少的專家學者積極支持，但是在“兩會”期間，也有百余名政協委員聯名反對。
據媒體介紹，“中華文化標志城”源起于上世紀90年代國家領導人提出的“文化紐帶”思想，“華夏文化紐帶工程”是一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負責實施的大型係列性文化公益活動，其宗旨是促進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祖國統一、世界和平大業。這樣的文化事業當然人人都會擁護，但是，“中華文化標志城”的不妥之處在于它把公益性的文化事業放在一個具體的工程項目中，使倡議者們的熱情被導入一個發展文化的誤區。
中華五千年燦爛的文化，包括科學、教育、文學、藝術、音樂舞蹈、民俗、宗教等方方面面，不是一座“城”就能表現出來的。孔孟文化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即使通過物化的手段將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型的中華文化展示出來，也不能代表中華文化的全部。況且，這樣的“物化”手段並不是最好的方法，歷史上所發生的每件事都有它特定的場所、特定的時間，原來的歷史環境是不可能復制的，真實的文物才會使人們產生對歷史、對生活、對思想的追憶，再造的文化景觀經不起時間的推敲，在歷史的長河中，復制品是無法推進民族文化進步的。
中華傳統文化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應該繼承與發揚，但是採取怎樣的方式值得我們思考。文化不能靠標志，標志也不是文化，文化融合于全民的知識素養之中，是普通大眾對歷史文化的了解，對傳統價值觀的認同。提升中華文化需要一係列的、長期的行動，比如文化遺產保護，青少年的教育、人們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操的培育等等。建設一座“文化標志城”，必然需要大量的資金，如果把這些錢用來在全國各地多修些博物館，多保護些歷史文化遺產，讓我們的小學生、中學生和廣大人民免費或低價參觀，不是更好嗎？“教育是立國之本”，提高國民素質才是最重要的。“文化紐帶”是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渠道，但是如何讓文化真正促動人們的心靈，需要十分慎重。
曲阜和鄒城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九龍山有漢代的古墓，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應該得到持續有效的保護。自1964年《威尼斯憲章》頒布以來，國際上一直強調文化遺產保護的原真性，盡可能地保護文化遺產所承載的全部歷史信息，也就是保護它作為歷史的實物見證的價值。可是我們的文化遺產保護卻走過太多的誤區，就拿最近幾年來說，浙江橫店集團要籌資200億元耗時五年再造圓明園，河南某地要修建21公裏長的“華夏第一祖龍”，樂山建巴米揚大佛等等。在我們國家還存在那麼多瀕危文化遺產的時候，花巨資來再造“文化景觀”，反映出許多人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模糊認識。文化遺產最重要的價值是它所承載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後代人要通過實物遺存去了解產生它們的時代背景，現在許多地方總是將新建的倣古建築冠以恢復、重現歷史景觀的各種名目，這既是對新建築真實性的抹殺，更是對文化遺產原真性的褻瀆。新的倣古建築試圖展示古老文化的靈魂，但是它做不到，因為歷史建築歷經歲月的洗禮，是無法通過復制品展示它的精神。
“中華文化標志城”工程還沒開建，九龍山下的武家村已經受到影響，現在農民不耕地了，他們期待的是“旅遊”，因為旅遊開發能帶來經濟利益。社會上已經有太多的文化遺產被當作旅遊開發的資源了，我們這一代人把歷史文化資源開發盡了，留給下一代什麼呢？《威尼斯憲章》中明確指出，“世世代代人民的歷史古跡,飽含著過去歲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為人們古老的活的見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價值的統一性，並把古代遺跡看作共同的遺產，認識到為後代保護這些古跡的共同責任。將它們真實地、完整地傳下去是我們的職責”。近年來，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我國眾多的文化遺產成為賺錢的資源，在所謂“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項目中，有多少是真正從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出發呢？“中華文化標志城”僅僅徵集建設方案就耗資890萬，“經濟”吸引了很多人，他們忘記了傳統文化是在漫長歷史歲月中逐漸積累起來的，我們是無法讓文化穿越時空匯聚到某個特定地點的。與大規模的人造“文化”相比,真正的文化遺產卻面臨岌岌可危的命運。有多少古鎮、古村落、古民居處于瀕危狀態，急需搶救。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態度，出臺一係列的法律，通過立法來保護文化遺產，弘揚傳統文化。（阮儀三/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李紅艷/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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