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王震(前排左三)帶領一批領導幹部到深圳考察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團中央、中國青年雜志社派記者孫興盛採訪王震。當時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各種不同的聲音很多。王震以建國初期自己在新疆引進西方國家先進設備搞建設受挫為例，多次講“改革開放來之不易”。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也是王震誕辰一百周年，孫興盛在《百年潮》2008年4期發表文章，把所聽到的王震談改革開放的有關內容整理出來，作為一種紀念。
受命于耀邦同志批示
1981年12月9日，王老手術後養病回到北京，約請中宣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團中央等單位的幾位同志，談他學習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意見，提議大家都來推動幹部和青年學習歷史，以此激發民氣、鼓舞鬥志，把我們中華民族奮發圖強的愛國主義精神極大地發揚起來。王老這篇講話刊登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內部刊物《調查和研究》第107期上。1982年1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看後在上面作了重要批示。
團中央和中國青年雜志社接到耀邦同志批示和王老講話，非常高興，非常重視。領導上決定派我去完成這一任務，先採訪王老。團中央書記陳昊蘇讓我同王老的秘書唐玉直接聯係。
1982年2月4日，我隨唐秘書飛往廣州。唐秘書告訴我，自從耀邦同志批示後，好幾家報刊都想採訪王老，王老都婉拒了，只答應見你們一家，一是因為胡主席已明確批示，二是因為王老特別關心青年人的刊物。我真是受寵若驚，深感榮幸。
唐秘書說，王老從來不願意接受記者採訪談自己的經歷，只能側面了解。這次來了先住下，熟悉熟悉，王老到哪裏就跟著一起活動，熟悉了，聊聊天，就可以聊出許多故事來。我就按照大家的指點，開始了採訪工作。
特區“可以大膽地試驗”
1982年3月2日，王老讓蔣振雲、譚立民和我去深圳調查研究，了解有關部委辦落實王老指示和所建項目進展的具體情況，我才知道王老為經濟特區的建設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他曾多次講:“改革開放是我們國家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辦特區是中央的決定，是新生事物，沒有先例，一定要搞好。”當有人懷疑搞特區是資本主義時，王老堅定地說:“不，搞特區，搞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不能否定！”
王老是最早最積極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和開辦經濟特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而且雷厲風行、注重實幹。1979年7月，中央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這之後不久，當年年底，王老就帶領國防工辦主任洪學智及下屬各部的領導近20人，到深圳實地考察。他同大家一起住在寶安縣委招待所，吃在鐵皮搭建的大食堂，指示他們各部要以當年衝鋒在前的闖勁，以屯墾戍邊的精神，率先在特區投資開發，創建自已的對外開放的窗口。他親自幫著確定發展方向、篩選優先項目、調配急需人才，特別強調要注意積極引進外資、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創造出高效率、高速度、高效益的奇跡，使深圳特區迅速有了第一批工業和國有大項目作為騰飛的基礎。正是在他們的影響和帶動下，中央一些部和各地一批有實力的單位，紛紛帶來大批項目、資金、技術和人才，使這個現代化的經濟特區迅速崛起，展現出中國改革開放的良好形象。
“我現在才知道，周瑜為什麼會被氣死！”
談起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對外，自然很想知道當時新疆的情況。王老給我講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1950年初，毛主席在跟斯大林商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還決定在新疆創辦金屬、石油、民用航空三個合營公司。不久，蘇聯總領事請王老去具體商談簽訂合資合作協議。蘇聯總領事和有關公司總經理出席，先拿出他們的協議方案，並作一番解釋。其主要意思是，蘇方很樂意建立合資合作企業，但考慮到新疆基礎條件太差、各方面能力很有限，最好是把合資的鋼鐵廠、煉油廠、紡織廠等大型企業建在靠近邊界的蘇聯一側；合資合作開採石油和鐵礦，由蘇聯以很低的價格購買土地、油田和礦山，由中方負責提供勞力開採，把原油和礦石運到蘇聯冶煉加工；為此，兩國共同修建新疆鐵路，同西伯利亞大鐵路直接接軌，但因中蘇兩國的鐵路標準不同，整個新疆鐵路軌距標準必須按蘇聯鐵路標準修建才能接軌……
王老越聽越生氣，這哪裏是援助中國建設，分明是敲竹杠，要中國出錢出力還要出賣主權嘛，絕對不行！蘇方也很強硬，既然你們有求于我，就只能按我們的要求簽訂協議與合同！王老實在按捺不住，桌子一拍，罵人了:“老子打了一輩子的仗，現在我們勝利了，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決不簽訂賣國條約！”
蘇聯總領事也拿出王牌嚇唬王老:“這是我們中央的意思，我要向黨中央報告……”王老哪吃這一套，更加厲聲地說:“就是當著斯大林同志的面，我也不同意，也決不簽這個字！”
不久，周總理打電話召王老進京面談。王老當時心裏還有些不安，怕惹起外交麻煩了。見到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就詳細匯報了有關情況。
毛主席笑道:“胡子呀，你酒醉了才說這話吧，不酒醉還說不出這話。你沒有簽這個字就好！看來搞外交還得有幾個武將。現在搞經濟建設，就要學會跟老大哥打交道，跟各種各樣的朋友打交道。靠別人是靠不住的，得靠我們自己，不僅要會打仗，還要學會做生意，會談判、會碰杯。”周總理也笑道:“胡子，你堅持原則是對的，就是太激動了。”王老承認自己太激動、罵人不好，如果蘇方遵守兩國政府協議，不提苛刻條件，我們還可以再好好談談，萬一談不成怎麼辦呢？毛主席說:“你跟總理商量商量，想想別的辦法。”周總理說:“主席在莫斯科的時候曾指示我們，對蘇貿易要‘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主席要你們為新疆各族人民多辦好事，一定要把新疆建設好，辦法不妨多些。”
王老心領神會特別高興，大膽地提出是不是可以從別的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當時，美國正要封殺我們，一些西方國家也不敢同新中國建交、做生意，只有通過香港對外聯係。經毛主席和周總理同意，王老用消滅國民黨馬步芳繳獲的一批尚未上交的金子，通過葉劍英幫忙，從香港引進了日本、英國、西德、瑞士等國的紡織、冶金、發電、米面加工等一批急需的先進技術設備。
同時，王老也盡量同蘇聯老大哥搞好關係，爭取友好合作，原則問題不退讓，有些項目談不成做不了沒關係，還有許多項目是可以做的。蘇聯總領事領教了王老確實厲害，也主動改善關係，談判中比較尊重中方，最後同意按中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共同創辦了“中蘇石油公司”和“中蘇有色金屬公司”兩家，共同勘探和開採石油和鐵礦(赫魯曉夫上臺後，主動提出撤銷了中蘇合營公司——筆者注)。
有了先進設備，便有了一份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有了一種巨大壓力和動力，促使大家必須全力以赴加快建設。全軍將士人人勒緊褲腰帶，從自個兒的牙齒縫中、指甲縫裏籌集建設資金。同時王老又從新疆本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拘一格”地誠聘了大批專家、工程師和各種技術人才，給這些當時許多人還看不起的“舊知識分子”委以重任。平均不到一年的時間，新疆同時建起鋼鐵、發電、水泥、棉紡、面粉、煤礦、機械等十來座現代化的大型廠礦企業，最快的9個月、最長的15個月就建成投產，新疆歷史上第一代現代工業和現代工人階級從此誕生。
王老在對外引進上勇于第一個“吃螃蟹”，難免引起爭議。當時正是新中國戰後重建，最需要的就是先進技術設備，看到新疆從香港買進那麼多好機器，誰不羨慕？有的地方就制造種種“理由”，想扣押下來自己用。王老知道後親自過問，堅決不給，大發脾氣，幾經周折才運到新疆，這就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報紙上經常突出報道新疆什麼廠什麼廠建成投產，還有些什麼廠正在建設中，又引起許多人眼紅，心理不平衡，意見很大。特別是正值抗美援朝，前方正在同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者激戰，你王胡子竟敢拿繳獲的黃金從這些國家買機器做生意，這還了得！于是告狀的就很多，責難的也不少。
但是，王老怎麼也沒想到，因為在牧區改革反霸問題上過急了一些，加上對外引進問題上得罪了不少人，1952年，他和新疆分局被錯誤批判，他被撤銷了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的職務，給了王老一生中最大的打擊。
最令人痛心的是，許多重要建設項目，即使是即將完工投產的急需項目，都被說成“建設不當”，借口“整頓”，不分青紅皂白地被強令停辦，許多新買新裝的機器設備“暴屍荒野”，全軍將士節衣縮食的血汗錢付之東流，不僅是經濟損失巨大，在廣大將士和各民族幹部中造成的嚴重傷害和思想混亂，更是無法估量。
這把火，真正燒得王老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他懷著滿腔悲憤離開新疆。剛到蘭州，王老突然胃出血，一次大便出血達2000CC，急送西北軍區總醫院搶救。有些同志來看望時，他深深感嘆:“我現在才知道，周瑜為什麼會被氣死！”
採訪中，我還想弄清楚一個問題，如果沒有毛主席和周總理點頭，誰也沒有那麼大的膽子買那麼多外國設備，葉帥也不會幫那麼大忙呀！為什麼那麼多人還要興師責難呢？
王老沒有回答我的提問，而是語重心長地說:“這些事都過去很久了，中央已經作出正確結論。那些批判我的同志也都是好同志，許多事情不必搞得那麼清楚那麼細，要朝前看。我們個人委屈算什麼，黨的團結才最重要。”
我真切地感到這位“革命奇人”“實在可敬可愛”，自己遭受人生最大的打擊和委屈，卻時時考慮到黨的團結，為別人著想。
史海回眸
毛澤東詩詞的背後
聽楊尚昆憶黨史
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前後
毛澤東為何送一車皮大蔥給斯大林祝壽
正確認識人民公社興起的歷史
王震將軍:黨員幹部廉潔奉公的楷模
正確認識人民公社興起的歷史
當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三大熱點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協作關係
毛澤東和新華社的國際參考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