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三好”與惡搞者的“三無”
在我國古代文學天空中，李清照是一顆璀璨的明星。文學史家鄭振鐸曾經指出：“李清照是宋代最偉大的一位女詩人，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一位女詩人。”
然而，就是這位“最偉大的女詩人”，近來被一位女教授“揭秘”為“好色好賭
好酒”，“劣跡”斑斑。端莊秀麗才情橫溢的易安居士，變成了“酒色財氣的李清照”。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顛覆，一場肆意的惡搞。女教授指責李清照的“三好”———“好色好賭好酒”，其依據實際上是“三無”。
其一是無知。女教授推測李清照“好色好賭好酒”，並沒有確切的歷史材料，而是根據李清照的詞作分析出來的。李清照在詞作中，確實寫了酒，寫了賭，也寫了男女情愛，但是，文學作品是一種藝術創作，內中雖然蘊藉著作者的生活經驗與感受，但並非是作者的生活實錄，完全以作品中的描寫，去印證作者的生活狀態，是一種無知的荒唐。
何況，女教授還誤讀了李詞。比如，李清照在《如夢令》中有句：“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真正導致她“沉醉”的，主要不是酒，而是溪亭周圍的美好景致，使她醉得“不知歸路”。再如，李清照的《點絳唇》：“見客人來，祙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表現了情竇初開少女的感情波動，生動而真切。“哪個少女不懷春”，怎能依此說作者好色呢？同理，“笑語檀郞：今夜紗櫥簟涼”，講的是夫妻正常之愛，蘊藉含蓄，不裸不露怎能責其為“黃”呢?
其二是無識。就是說，缺乏應有的識見。拿酒來說，在古代文人生活裏，酒不僅是一種含乙醇的飲料，更是一種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徵。詩人墨客往往是“且將濁酒伴清吟”，借酒抒情，借酒言志，借酒寄興，借酒澆愁。這一傳統在文壇一直延續著，魯迅與現代作家范愛農一見面，“便喝酒”。范愛農逝世後，魯迅在《哀范君》中寫道：“把酒論當時，先生小酒人。”“把酒”是一種形式，一種寄托，激發著文人“論當世”的喜怒哀樂。歐陽修說得好，他遊瑯琊山，“飲少輒醉”，其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面對“濃睡不消殘酒”“謝他酒朋詩侶”等美詞佳句，倘若只看到作為物質存在的“酒”，忽視了作者在“酒”中寄寓的深刻的“意”，那是一種皮相之見，距離正確的文學解讀遠矣！
李清照生活的宋代，盛行“滅人欲”的理學。婦女守寡，不能再嫁。“餓死事小，失節為大”嘛！李清照在丈夫亡故後，有傳說她再嫁張汝舟。有人據此認為她有失“婦德”，是色女蕩婦。實際上，這是在張揚封建道德理念。不準寡婦改嫁，是違反人性的。按照《李清照》一文描述，張汝舟曾向喪夫的李清照求歡，李清照明確表示要明媒正娶。婚後，張汝舟騙色騙財的不肖嘴臉暴露，李清照又不顧世俗議論斷然與其離婚。這裏，李清照只有為維護個人尊嚴幸福與封建禮教的勇敢抗爭，並沒有絲毫的“荒淫放肆”，怎麼可以用封建道德眼光視之為好色的蕩婦呢？至于說李清照喜歡“打馬”，打打“麻將”，在她主要是通過這種娛樂活動，釋放她“怎一個愁字了得”的閒情愁緒，哪能將其與沉溺賭博並以此為生的賭棍賭徒相提並論。
其三，是無良。時下，學者對古代名人的解讀，固然有講得好的，但也有人“心”不在學術，而是借此嘩眾取寵。為了能奪得受眾的眼球，熱衷做翻案文章，肆意向古人抹黑，顛覆原來的美好形象，以顯示他們的“獨家發現”。于是，諸葛亮成了“歷史上最虛偽的人”，李白是“吃軟飯”、打群架的“古惑仔”，大禹有婚外戀，屈原與楚王妃有染，而端莊秀麗的李清照也充溢著“酒色財氣”了。這些人媚俗，雖然一時擴大了影響，但也受到了讀者觀眾的嚴肅批評。女教授為此辯解說，李清照是她心目中的偶像，她並沒有想顛覆她，只是由于電視臺需要用更通俗的詞語來吸引觀眾，要求她講“酒色財氣李清照”，她是“很痛苦”地接受了。也許這是實情，但這不正好說明，學者應有的正直良心在“吸引觀眾”的市場利益面前低頭了嗎？自然，這一問題，“論壇”的組織者也同時要注意，不著眼于真正的普及歷史文化，一味追求收視率，將“論壇”的通俗性滑向庸俗低俗粗俗，以至出現惡搞褻瀆歷史名人的現象，就顯出動機上的“無良”了。(江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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