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圍內的一些經濟學家看來，GDP往往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統計數據，但在我國它卻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具有“文化”的內涵。因此，有必要從文化背景和發展觀的視角出發，以GDP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為切入點，對GDP的獲得和使用進行全面審視和科學規劃，以便廓清思路，還原對GDP的理性追求。
不應僅僅關注物質福利的增長
經濟價值實質上是獲得者直接擁有的物質福利，主要包括出資者所得、經營者和勞動者報酬、消費者盈余(市場豐富、價廉物美的商品同樣意味著消費質量的提高)以及政府稅收。對這四者共贏的強烈意願，導致任何國家均將GDP增長視作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並將其置于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和國際收入平衡狀況等指標之前。實際上，人們追求物質福利、謀求經濟發展與追求GDP經濟價值，具有內在的一致性。30年改革開放給我國帶來的巨大變化，就鮮明地體現了GDP經濟價值的基礎性貢獻。
需要指出的是，要在GDP虛假、劇烈波動以及由于市場化不徹底不完善從而導致機會、規則不平等的環境中，保證上述四方面福利的增長和協調，還必須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問題的處理。處理的原則應是更加關注規則公平和機會均等，而不是一味強調在初次分配領域促進結果分配的均等。如果強求一步到位，既不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可能導致二次分配失去存在的價值。
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當GDP的經濟福利通過稅收貢獻于社會事業的發展時，也就產生了GDP的社會價值。這也是GDP價值的第二次放大，或者說是第二種含義的GDP價值。GDP的社會價值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和間接性特徵。所謂公共性是指從物質和精神形態上看，體現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從價值充分實現的角度看，體現為公平公正，具有公民均等的內在要求。應該說，GDP福利在社會領域中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實現公共性上。
GDP福利的公平性，在社會領域實現的主要途徑是財政的轉移支付。通過向需要扶持的貧困地區、貧困人群以及需要均衡發展的區域或產業部門進行GDP福利的分配傾斜，促進共同發展，帶動福利水平的整體上升。GDP福利的公平性體現了整體、長遠的公正性與當前、局部分配差異性的有機統一。如果說公共性意味著均等性，那麼，公平性則側重于科學的差異性。在一定時期、一定階段，這種公共性與差異性越統一，體現得越充分，GDP二次福利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加大GDP二次福利的開發，關鍵在于增強公共性和公平性。
此外，相對于GDP福利的一次分配而言，GDP在社會領域的二次分配具有間接性特徵，公共產品一般不能直接量化到個人。教育、科技、體育等領域的情況，皆是如此。即使某些公共服務在特殊狀態下能以補償的方式進入個人賬戶，如醫藥費報銷等，但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這中間仍存在不確定性和間接阻礙。這反過來也提醒我們：GDP在社會領域中的二次福利更多是通過間接方式去實現的，因此間接福利同樣是福利，應當引起高度重視並加強監管。
不過，現實生活中GDP社會價值的實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是未能直接作用于社會事業的發展，而是被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把GDP福利以社會建設的名義而白白消耗掉。二是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地區長期無法平等地分享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強烈的結構反差阻礙了全社會的整體進步。三是轉移支付力度不足，導致地區差距不斷擴大。以人均GDP的相對差距為例，1980—2003年，我國西部和東部由1：1.92擴大到1：2.59，中部和東部由1：1.53擴大到1：2.03。總體來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仍然有繼續擴大的趨勢。有鑒于此，在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並實施四年後，中央于2003年再次加大了平衡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力度，明確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實施“五個統籌”戰略，以確保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四是由轉移支付機制性缺失而導致的轉移黑洞。這反映了在我國財政補助撥款的管理和使用上，存在事前審查不嚴，事中缺乏審計監督，事後缺乏責任追查等制度性問題。
應重視科學發展與誠信意識的樹立
GDP的文化價值具有強烈的正負效應。正面的GDP文化貢獻，主要表現為通過財政稅收轉化的GDP進入文化事業領域對文化的硬件和軟件發展均能起到支撐作用。首先，就硬件而言，沒有一流或較好的劇院、博物館、書店等物質載體，精神文明水準的提升必然要受到限制。其次，就軟件而言，無論是精神產品的設計、創作、展示和宣傳，還是專業人才的培養都離不開財政的投入和支持，特別是肩負文化傳承使命的文化精品項目和國粹藝術更加依賴政府的財政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由GDP轉化的政府財政越充裕，就越能資助、推動精神產品的生產，從而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文化涵養。
GDP文化價值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GDP膜拜、GDP炫耀和GDP失信。GDP膜拜長期影響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社會心態。建國初期所提出的“趕英超美”目標，一定意義上就是產值膜拜甚至是某種特殊產品產值(如鋼鐵)膜拜的結果，只不過當時GDP的表現指標形式是工農業總值、社會總產值而已。改革開放的一段時期，一度將GDP指標脫離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態而孤立追求，並以此作為考核政績的主要依據，甚至換算為人均美元導向指數以便貼近國際標準的做法，也屬于GDP膜拜的具體反映。
GDP炫耀是由GDP膜拜而派生的一種結果，不僅表現在文字口號、會議總結、經驗宣傳上，還張揚在種種實物形式上。最為典型的就是政府機關或公共機構的辦公樓、賓館、廣場越來越豪華、氣派。一些地方的鄉鎮政府，其辦公樓的壯觀，令人不敢想象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基層政府的辦公設施。這些現象的背後，讓人不僅看到了體制的漏洞，更顯露了有關人員價值取向的浮淺、粗俗，是對GDP文化價值的嚴重歪曲。
GDP失信包括兩種類型，即GDP虛增和虛減。GDP虛增現象在我國歷來存在。眾多民間話語或流言，就是虛增的寫照，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數字出幹部，幹部出數字”等等。不少貪官的升遷也是依靠虛增的GDP，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可謂其中的代表。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統計必須獨立”的遺言，實際上也是對這種情況嚴重性的反思。近年來，隨著國家再運算機制的建立完善，特別是科學發展觀理念的提出和幹部政績考核制度的調整，GDP虛增現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但同時又出現了GDP虛減行為，即有意隱瞞不報或少報。盡管這種行為所佔的比例不高，但評估GDP偏差值時絕不應忽視這一問題。其實，無論是GDP虛增還是虛減，都屬于GDP失信，這種失信給社會帶來的損失，除了使宏觀調控信息失真和政策誤導外，容易給整個社會的道德誠信建設帶來致命的打擊。
總之，GDP的經濟價值，應多從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層面來放大。忽視GDP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實現，僅僅盯住經濟價值，只會讓GDP的總價值不斷被抵消。因此，GDP的使用，要在公共產品服務均等性、公平性配置上作出貢獻；要依托特定的財力基礎，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和文化影響力的提升。只有這樣，才真正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實質上起到了放大GDP價值的作用。（王國平/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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