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至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佔GDP比例從53.4%降至41.4%。
2003年我國財政收入突破2萬億元，2005年突破3萬億元，2006年接近4萬億元，2007年的財政增長將達到5萬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增加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這說明，經濟增長的相當部分成果被政府拿走了。這些“輝煌”的數據令其他國家黯然失色，
中國政府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但公共保障體係投入的嚴重匱乏以及職工收入佔GDP比重的大幅下滑。與這些花團錦簇的數據形成鮮明的相比。
財政部數據顯示，2007年中央財政安排教育支出增幅達到41.7%，安排醫療衛生支出增幅達到86.8%。
增幅巨大的背後是基數之低令人羞于啟齒。中國教育支出佔GDP比重僅為3%；發達國家用于醫藥衛生開支均佔GDP的10%以上，新興經濟體巴西為7.9%，印度為6.1%，非洲窮國讚比亞也有5.8%，中國則只有2.7%。而且，中國政府的衛生投入佔醫藥衛生總支出的比例逐年減少，1985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例為38.58%，1995年為17.97%，2000年後只剩下15%左右。
結論很清楚，市場化改革確實使我國的財富大量增加，這些財富使數以億計的絕對貧困人口脫貧，也給政府及某些企業、某些資本帶來了更多的財富。但我們的市場化的不徹底，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身份，積極地介入市場資源配置，成為利益收入的主體，成為市場經濟的契約制訂者與利益索取者。要改變這一情況，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使政府回歸本位，讓不同性質的企業、不同身份的勞動者進行平等博弈，使稅收收入受法治的約束，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
以行政權力進行資源配置的直接後果是特權階層與特權企業的產生。改革開放前，權力主要體現在對少得可憐的物質財富的直接佔有上，比如有更多的肉食與副食品的消費權等。隨著市場改革的推進，權力的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如行政權力控制市場，人為地使一些低效的國企獲得大量的廉價資源，進而擁有壟斷利潤。
人們對壟斷企業高薪的爭議來源于對權力的質疑。這一質疑進一步要求解放對勞動者身份的人為限制，如農民工、編外人員、編制內人員──這些明顯有違市場勞動力定價原則的制度居然在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還在某些行業、某些企業暢行無阻，正說明了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但這些問題的存在無論如何不能引導出帶有強烈意識形態暗示的另一結論，即市場化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擴大。
雖然許多行政權力扭曲資源配置的情況都在市場化的幌子下進行，但沒有誰會認為那些依附于權力的收費學校與收費診所是公平競爭的市場化，充其量，這不過是行政權力打著市場化遮羞布敗壞市場之舉。
以貧富差距作為市場化的悼詞邏輯混亂，是意識形態上的先入為主。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正是市場化消滅了絕對貧困，也正是權力與市場的雙軌制與權力深度介入市場導致了創業機會的不公與資源配置的扭曲，只有用持之以恒的市場化與伴隨著每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才能最終離開市場權貴化、富國富資貧民這一所有新興國家的雷區。（2008年第2期《同舟共進》）
人人有權分享財富蛋糕
貧富差距的一些國際比較
讓“財產性收入”大眾化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事關重大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進入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