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費孝通曾多次到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走訪、考察。圖為費孝通在貴州。
●通過在民族地區的實地考察，費孝通深切感到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在我們的民族識別工作中只能起參考作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新中國成立以來，解決民族問題的進程首先是從民族識別開始的，其後便是大規模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開展。作為這兩項艱巨任務的親歷者和“智囊”之一，費孝通先生在民族地區實地和少數民族接觸中親身感受到這樣一個事實：民族不是一個由人們出于某種需要憑空虛構的概念，而是客觀存在的，是許多人在世世代代集體生活中形成，在人們的社會生活方面長期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社會實體。而對于民族的形成、對其所具有的特徵的說明，則
屬于民族理論的范疇。所以，必須有一種較為成熟的民族理論作為民族識別的依據和標準。但由于歷史的原因，當時我們用作參考的民族理論來自蘇聯，也就是斯大林所說的：“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而追根溯源，這個定義是根據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所形成的民族情況總結出來的。而這裏所提出的“在歷史上形成”，就可表明，定義裏提到的四個特徵是動態而不是靜態的，只適用于歷史上一定時期的民族。而審視我國的少數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還處于前資本主義時期，這就意味著這個定義中提出的四個特徵在我們的民族識別工作中只能起參考作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費孝通先生就是根據以上思路結合實踐進行思考的一代學者的典型代表。這些學者當時並未將從蘇聯引進的“定義”所提到的特徵孤立起來對待，而是認為必須和其他特徵結合在一起，特別要考慮它們在歷史上的淵源關係。在長達數年的民族研究實踐過程中，費孝通先生對我國在民族方面的諸多特點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同時也體會到民族既是在人們共同生活經歷中形成的，也是在歷史運動中變化的；要理解當前的任何民族決不能離開它的歷史和社會的發展過程，現狀調查必須與歷史研究相結合；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就必須形成自己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民族理論體係。
在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結構問題進行研究的同時，許多從事民族研究的學者也在思索和探討著這個問題，陳連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觀點得到了費孝通的關注與重視。費老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將中華民族結構作了高層次闡發，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篇傑作。
●費孝通先生經數十年思考與研究而寫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標志著一個新的民族理論體係的誕生
1989年夏，費孝通先生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作學術講演。費老利用這次機會,將他經數十年思考與研究而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公諸于世。在這篇論文中，先生初步走出了鬱積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提出了一些值得繼續探索的觀點。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民族理論體係的誕生。其主要論點為：
第一，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並不是把56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因為這些加在一起的56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的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裏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這個論點後被陳連開先生引申為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論。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
第二，形成多元一體格局有一個從分散的多元結合成一體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漢族就是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于它發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
第三，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所以高層次的民族可以說實質上是既一體又多元的復合體，其間存在著相對立的內部矛盾，是差異的一致，通過消長變化以適應于多變不息的內外條件，從而獲得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
同時，費老認為，“中華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可以各得其所，分屬于不同層次的認同體，盡管我們在語言中都用‘民族’這同一個名詞，但它可以指不同層次的實體。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同屬于一個層次，他們互相結合而成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56個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體，是高一層次認同的民族實體。如果把具有多元一體格局的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如實地擺清楚，也就是一部從民族觀點描述的中國通史，也可以說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領域中懸想已久而至今沒有能力完成的一個目標”。
至此，一個中國學者通過親身實踐、長期思考而形成的民族理論誕生了，並從一開始便表現出其強大的學術生命力和深遠影響。在這一理論的形成過程中，作為歷史學家的陳連開先生以其對史料的整理和對諸多細節的描述，在微觀層面為這一理論的創立提供了必要的學術支持。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問世後，逐步被應用于學術研究，影響日漸深遠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問世後，受到國內外各界尤其是學術界的廣泛重視，且逐步被應用于指導學術研究，影響日漸深遠。
同時，學界也曾召開過多次學術研討會，以推動中華民族總體研究的發展。如2002年9月舉辦的“海峽兩岸‘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架構’研討會”，就是在費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推動下，繼續深入探討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議題的一次重要學術活動。以此次研討會為例，與會的海峽兩岸學者就“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架構”的歷史軌跡、發展趨勢、國家認同、民族整合等諸多方面進行了認真探討，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王洛林研究員指出，大陸和臺灣的居民都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組成部分，大陸和臺灣的文化都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架構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的這種多元性與一體性，共同創造和豐富了絢麗燦爛的中華文化，也使中華文化成為維係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我國臺灣學者桂宏誠、葉錦棟則進一步提出：“我們應該深切體認中華民族文化的包容性與凝聚性，更應該在這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大架構上，在兩岸關係上先從文化上緊密聯係而凝成一體”。盡管學者見仁見智，但對費老提出“多元一體”理論的意義和作用都表示出由衷的欽佩和讚賞。
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和國務院對民族概念進行了新的闡釋，賦予了它新的內涵：“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來說，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徵。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的作用。”從中不難得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予以營養滋潤的判斷，也標志著近百年來我國對民族概念及其定義的研究和探索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多元一體格局”不僅能合理地解釋多民族的中國的民族與國家的關係，而且也適用于當今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民族整合的現實
以全球為視野，從就民族與國家的關係角度而言，當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主權國家，屬于多民族國家。這種民族邊界與國家邊界的非一致特徵，不僅是民族和國家的常態，而且意味著“多元一體”的民族分布格局對應于“一體多元”的多民族國家的現實例證俯拾即是，不勝枚舉。
推而廣之，“多元一體格局”不僅能合理地解釋多民族的中國的民族與國家的關係，而且也適用于當今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民族整合的現實。由于歷史的慣性作用，民族文化體係的相對穩定，民族認同的情感維係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在當今時代，在多元一體的多民族國家內部，民族成分的多元化並不構成分裂多民族國家的理由。諸多外國學者也已形成如下共識：現代民族國家既不是唯一可能的國家形式，也不是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政治成就。將人民、民族、社會、國家的概念包含在一種人為劃定的領土背景之中的概念框架，是具有局限性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即便是在民族國家出現最早、數量最集中的歐洲大陸，具有多民族國家外殼的歐洲聯盟也正在孕育當中，這表明民族的充分發育和在多民族國家當中結成一個具有利益共同體意義的國族，將更加符合歷史和時代的潮流。費老的理論清楚地昭示給我們的是：不同的民族之間是完全可以完滿地融合在一起的；對于多民族國家而言，它們要做的就是通過不斷的族際利益的調適來確保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在社會的整體進步中不斷增進國家中各民族的相互認同感，以保證國家安定、民族團結與領土完整。（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史學博士）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文化、社會也各具特點而區別于其他民族；“一體”是指各民族的發展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與整體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和共同的民族利益。(邸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