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的筆下，初唐人馬周的才德，堪與姜太公、賈誼、蘇軾相媲美——
一部《二十四史》，為毛澤東生前所鐘愛。翻閱他在書頁上評騭人物的批語，可見大政治家的眼光。近來又看《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再三斟酌
的是這一點——他老人家緣何如此推崇馬周的文章？
讀歐陽修等的《新唐書》時，讀到《馬周傳》，至馬周上疏的那一頁，毛澤東在其天頭處寫下：“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評價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貶抑歷代仰作文壇北鬥的蘇東坡以作對照性褒揚。
這還不算，針對這篇傳記所謂馬周才能不及傅說和呂望的結論，毛澤東批注：“傅說、呂望何足道哉，馬周才德，迥乎遠矣。”傅說是由奴隸而成為商朝宰輔的，呂望即協助周武王滅紂的那位姜太公（因受封于呂，從其封改姓）。馬氏超逾神通廣大的姜太公，可以想見其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
馬周何許人也？這位唐初大臣，在文學史上排不上號。他的出名，在其傳奇性經歷吧。他生于山東農家，幼時父母雙亡，孤苦伶仃，卻廣搜博覽，以至滿腹經綸。因生性豪放不合于時，浪跡天涯，後到長安給官員當門客。有一回他替主子代寫的奏章被唐太宗李世民賞識，遂嶄露頭角，短期內擢拔為朝廷宰輔。
但無論是他的傳奇經歷，抑或是他的文學寫作,卻都不是毛澤東的興奮點。內容領先，政治著眼，明乎此，方能揭開老人家心之所係吧?看看他喜歡的賈誼《治安策》，該文直指西漢同姓王分封制之弊：諸王幼弱，可暫免為祟，但將來長成，國家必現“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的尾大不掉局面。建議朝廷“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及早削弱其挑戰中央的能量。毛澤東曾稱讚《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事理”者，治國方略也，現實政治也。
回頭看毛澤東對馬周上疏的評點。那是貞觀六年給唐太宗的一封奏折。該奏折不粉飾太平，直言各處“營造供奉器物，並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痛陳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裏，春秋冬夏，略無休時”。後果就是在貞觀之治下，依然“百姓未安”，“自五六年來，百姓鹹有怨言”。馬周總結歷史提出治國原則：“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毛澤東在此段話語之上方畫了三個大圈，又特意在“節儉于身，恩加于人”邊上逐字加雙圓套圈。政治，仍是對現實政治的深刻悟性，令馬周文章遠逾一般書生氣十足的應試策論而臻“第一奇文”！毛澤東讚賞的是出身卑賤的馬周深諳社會病症，且能準確地提供矯正之道。
矯正之道，即治國之道。不制止上層驕奢淫逸、底層困頓愁苦的社會趨勢，何來國家的長治久安？“臨天下者，以人為本。”往事越千年，但在毛澤東眼裏，馬周于奏折中歸納出的這條治國原則不會過時。古今中外有各自的特殊社會規律，然而其間又有一脈相承的普遍運作規律。記得點點在記述父親羅瑞卿生平的《非凡的年代》中，如此描繪毛澤東警惕新生政權的安危——“確實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雄鷹，晝夜不息地用一雙銳利的眼睛注視著他的國家的每一個角落”。那麼同時，必然的，這頭雄鷹更需要從全局視野關注共和國的安危。作為一個來自南方農村的革命領袖，“汗滴禾下土”的共同經歷使他與農民及下層勞動者保持著一種天然聯係，懂得他們對于“平均”基本生存權有著與生俱來的渴望，懂得他們的艱難程度和忍耐限度。富者田聯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最終結果就是“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輪到社會對抗，神州板蕩了。只有否定階級對立的舊制度，奠定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相對縮小，連多數底層勞動者也開始擁有基本福利的局面，才有國家的安定、經濟的發展。
前無古人的探索難免留下遺憾。否定舊世界，豈可忽略拿來主義。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起始，一股風自上吹來，急欲在分配領域“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批判“八級工資制”，片面追求“劃等號”，真叫過猶不及，欲速不達。“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工作者又何從獲得足夠動力？平均主義行之既久，遂使當時中國遲遲難擺脫平均貧窮亦即普遍貧窮。改革開放，當然要糾正毛澤東後期之誤，要引入市場經濟機制，包括承認基于合法競爭而來的個人收入差別。于是以1978年為輪軸，人們可以觀照到人民共和國前後兩個歷史階段之間呈現的綜合國力大跨越、民眾生活大提高，及巨變賴以支撐的利益激勵機制。
有意思的是，新世紀新階段，仍然值得重溫毛澤東生前的讀書心得。不是嗎？改革開放促成中華盛世，但迅捷發展中仍有一係列待解的問題，社會分配的公正性即其一。一個時期以來，勞動所得在國民經濟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2005年的比重較1983年下降了19.5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的成果向某些群體和部門過度傾斜，而某些地方大員又未藉此財力推動公共服務建設，影響了職工積極性，竟至出現“民工荒”。真須請某些官員讀一讀——在介紹隋朝庫廩充盈、煬帝大興土木終致改朝換代之後，馬周希望唐太宗注意：“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毛澤東在此處天頭上畫了三個圈，逐字加了旁圈。不著一字，意味深長。
是啊，實現社會公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又是執政基礎。古代前賢尚且懂得安天下必先存百姓的道理，我們怎麼可以容忍揮霍民脂民膏打造“政績工程”？又怎麼可以聽任社會收入差距無限擴大，基尼係數紅燈閃爍？社會公正要求持續貫徹改革開放的普遍受惠原則，要求確保社會成員體面生活的尊嚴底線。須知“一邦之內，願意維持其政體的部分必須強于反對這一政體的部分”，竟是亞裏士多德認定的“一條適用于一切政體的公理”（《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210頁）！
正當全黨落實科學發展觀，著力調節人民內部利益關係之際，老人家的讀書心得可作一帖催化劑，提升我們執政為民的自覺性。（司徒偉智/解放日報報業集團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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