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一
《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第二集）
成思危
中國商業銀行的發展歷程
盡管銀行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經營錢幣兌換業的巴比倫寺廟，但一般認為近代銀行出現于1580年意大利的威尼斯，現代銀行始于1694年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我國明朝末年出現了類似銀行的錢莊和票號。鴉片戰爭後，一些外商銀行紛紛進入我國開展金融業務，並憑借其特權攫取了巨額的利潤。我國境內第一家銀行是1845年英國人設立的麗如銀行， 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作為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開始營業。
20世紀30年代，統治舊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建立了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合作金庫（簡稱“四行二局一庫”）為主體，包括省、市、縣銀行及官商合辦銀行在內的金融體係。此外還有一批民族資本家興辦的私營銀行及錢莊，其中約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但多半規模不大且投機性強，在經濟運行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莊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並開始發行人民幣。1949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遷入北平。新中國成立前後，根據1948年4月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對官僚資本銀行進行了接管，並分不同情況進行停業清理或改組為專業銀行;將官商合辦的4家銀行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對私營銀行則進行整頓和改造;還取消了在華外商銀行的一切特權，並禁止外國貨幣在國內流通。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由中國人民銀行“大一統”的銀行體係，即銀行不劃分專業係統，各個銀行都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內部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使中國人民 銀行成為既辦理存款、貸款和匯兌業務的商業銀行，又擔負著國家宏觀調控職能的中央銀行。“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銀行的獨立性日漸消失，1969年9月甚至將中國人民銀行並入財政部，成為財政部所屬的二級機構，使其基本上淪為政府的“大錢庫”和“出納員”。不少領導人不懂銀行工作的重要性，把銀行當作一個辦理收收付付的‘大錢庫'，需要錢的時候才想到銀行，有的甚至把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混同起來，靠行政手段辦事，做了許多違反經濟規律的事。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結束，我國的銀行體係也開始恢復和重建。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使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國的銀行業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從1977年至今，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體係重建階段（1977—1986年）
盡管在1978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恢復了其獨立的部級單位的地位，但其所擔負的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的雙重職能並未改變。從1979年初開始，在改革開放方針的指引下，相繼恢復了主管農村金融業務的中國農業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設出了主管外貿信貸和外匯業務的中國銀行，從財政部中分設出了主管長期投資和貸款業務的中國人民建設銀行，1981 年底又成立了負責接受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及其他資金轉貸給國內企業的中國投資銀行。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發文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同時決定成立中國工商銀行，接辦中國人民銀行原有的信貸和儲蓄等商業銀行業務。至此我國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領導、以四大國家專業銀行為骨幹所組成的銀行體係。
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為了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國銀行體係迅速擴張。1985年人民銀行出臺了專業銀行業務可以適當交叉和“銀行可以選擇企業、企業可以選擇銀行”的政策措施，鼓勵四家專業銀行之間開展適度競爭，從而打破了銀行資金“統收統支”的“供給制”，四家專業銀行還開始將其觸角伸向農村，為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提供貸款。
擴大發展階段（1987—1996年）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為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動力。1986年12月，鄧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1987年中國人民銀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各類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和分工協作的社會主義金融體係。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國銀行業在改革中不斷擴大發展。
盡管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提出國家專業銀行要進行企業化改革，實行商業化經營，但由于這些專業銀行既從事政策性信貸業務，又從事商業性信貸業務，既難以辦成真正的商業銀 行，又不利于進行金融宏觀調控。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政策性銀行，實行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分離”之後，在1994年內相繼成立了專門辦理政策性信貸業務的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及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從而為國家專業銀行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轉變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995年5月10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明確了商業銀行的性質、地位及與其他金融市場主體之間的關係，並為商業銀行自主經營、提高資產質量提供了法律保障。到1996年底，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共有機構153 069個、職工168.68萬人。
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之下，其他類型的銀行也迅速發展。在交通銀行于1986年7月重組成以公有制為主的股份制全國性綜合銀行之後，相繼成立了中信實業銀行、招商銀 行、深圳發展銀行、煙臺住房儲蓄銀行、蚌埠住房儲蓄銀行、福建興業銀行、廣東發展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海南發展銀行、民生銀行等12家股份制銀 行。到1996年底，這13家股份制銀行共有機構3 748個、職工8.55萬人。
1986年1月，在國務院主持下，郵電部與中國人民銀行分別以投資所有者和業務監管者的身份，聯合發布了《關于開辦郵政儲蓄的協議》，決定在北京、天津等12個城市試辦郵政儲蓄業務。1986年底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將郵政儲蓄業務法定為郵政企業的業務之一，從而使郵政儲蓄遍布全國，形成了一個“準銀行”係統。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在16個城市進行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組建城市合作銀行的試點。同年2月，中國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深圳城市商業銀行成立，到1996年底共有18家城市合作銀行開業。
深化改革階段（1997—2002年）
經過近20年的改革和發展，到1996年底，我國已形成了一個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骨幹的龐大的商業銀行體係，在支持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計劃 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陳舊觀念和歷史包袱一時難以化解，再加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初期的制度缺陷，改革的任務十分繁重。1997年年中發生的東亞金融危機，對我國的金融業敲響了警鐘，商業銀行的風險防范問題受到關注。當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主要問題在于:
一是信貸資金的融通仍有較強的計劃經濟色彩。特別是在對國有企業實行“撥改貸”之後，將原來由財政向國有企業補貼轉為銀行給國有企業貸款，國有企業在財政性明補逐漸減少的同時，從國有銀行貸款的渠道獲得越來越多的暗補，1985年國有企業獲得的全部補貼中，來自金融渠道的只佔24.2%，1994年則佔到了43.6%，由于不少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低，負債比例高，融資高度依賴銀行，卻又難以按期還本付息，給銀行造成了大量不良貸款。 二是政府對銀行運營的幹涉較多。各級政府有時直接幹預銀行的經營管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逼迫銀行將貸款用于困難企業安排下崗職工以及繳納欠稅，甚至彌補財政赤字。有些省 市政府甚至到年底時指令銀行貸款給企業用于納稅，以實現財政收入的目標。
三是銀行管理層從其利益最大化出發，具有規模偏好和費用偏好。一方面熱衷于擴張機構、擴大規模，另一方面則熱衷于增加銀行自身的費用支出，特別是興建豪華的辦公樓、培訓中心等，導致銀行利潤下降。據報道，1989—1998年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余額增長了11倍，但利潤總額僅增長了26%，而管理費用卻增長了8.9倍。
四是銀行的內部管理薄弱，缺乏有效的風險防范措施。銀行業務中借新還舊、借貸收息、隨意辦理展期、滾動簽發承兌匯票等情況較為普遍。在非信貸資產中，存在著賬面與實物不 符、故意亂用科目、借用科目等問題。在表外業務中，存在著違規辦理票據簽發和承兌、超額授權授信等現象。而銀行內部管理薄弱，審計有效性不足、對有關責任人追究不力等因素， 更加增大了銀行資產的風險。
盡管自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不斷推進商業銀行的改革，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但是在2002年以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主要是在轉變經營機制、健全管理制度、變更業務范圍、調整營業網點等較淺的層次上，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監管也比較薄弱。
改革攻堅階段（2003年至今）
經過15年長期艱苦的談判，我國于2002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國承諾加入後5年內，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幣業務客戶對象限制，允許外資銀行對所有中國客戶提供服務。允許外資銀行設立同城營業網點，審批條件與中資銀行相同。取消所有現存的對外資銀行所有權、經營和設立形式、設立分支機構和許可證發放進行限制的非審批性 措施。允許設立的非外資銀行金融機構提供汽車消費信貸業務，享受中資同類金融機構的同等待遇;外資銀行可向中國居民個人提供汽車信貸業務。
在金融業開放及外資進入的威脅下，我國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在以下幾個方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為:
（1）競爭能力較差。由于歷史包袱沉重，再加上制度上的缺陷，內部管理較為薄弱，金融創新不足等原因，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能力確實較差。根據筆者2001年對香港恒生銀 行的調查，其成本僅佔收入的24.4%，而國有銀行通常高達90%左右;香港恒生銀行人均稅前盈利為157萬港幣，比國有銀行高出十幾倍;當時香港恒生銀行的一年期存貸利率差為 1.7%∼2.2%，而國有銀行為3.6%。
（2）不良資產率高。按照“一逾兩呆”口徑，2002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余額為25 980億元，這一數字還不包括1999—2000年間一次性轉移到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的1.4萬億人民幣不良貸款。2003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余額為24 406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5.19%;按五級分類口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平均不良貸款率為19.74%，而國際上前100家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僅為5%左右。按五級分類口徑，2005年一季度末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共18 274.5億元，佔全部貸款余額的12.4%。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佔全部不良貸款余額的比例高達86%，佔其本身的貸款余額的比例也高達15%。
（3）資本充足率低。國家作為所有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停止了對國有銀行的資本金投入，一直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政府才于1998年8月通過發行2 700億元的特別國債來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但並沒有建立正常的資本金補充渠道。長期以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均未達到8%的監管要求。同時呆賬準備金的提取存在著較大的缺口。2003年，國家允許商業銀行發行次級債券增加附屬資本，2003年底國務院決定對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造，通過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用外匯儲備向這兩家銀行注資450億美元以補充其資本金。據報道，我國113家城市商業銀行2004年底總體資本充足率僅為1.36%。
為了應對上述嚴峻的挑戰，我國政府決定進一步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推進商業銀行的改革。從2003年開始，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不斷向深層次發展，進入了攻堅階段。改革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制度（包括體制和機制）的變革，向建立現代金融企業的方向邁進。
根據2003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于2003年4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行使原由中國人民銀行行使的銀行監督管理職權。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特別強調了要“深化金融企業改革，健全金融調控機制，完善金融監管體制”。2003年12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商業銀行法〉的決定》，明確規定了銀監會的職能，使其對銀行業的監督有法可依，同時也對中國人民銀行職能重新進行了定位，強化了其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正在加速進行，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及中國工商銀行等三家正在進行股份制改造，準備整體上市;一些股份制銀行及城市商業銀行也在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改善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銀監會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也在逐漸加強。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任務是十分艱巨的，需要明確目標、周密策劃、區別對待、穩步推進。(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