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召開的“六大”，是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這次大會頗具獨特性，因而備受人們關注。會上選出的總書記向忠發後來被捕叛變，此後的很多文章在提到向忠發時，都把他寫得一文不值，那他是怎麼當上總書記的？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關于向忠發這個人，在以往的黨史書中著墨不多。一般只是在講到六大時順便說選他當總書記。他作總書記後那幾年的情況多語焉不詳。前些年《黨史研究》雜志曾發表過《關于向忠發被捕叛變問題》的文章,說向忠發是個“流氓無產者”、“大字不識幾個,連文件也看不了”。他當總書記只是“挂名”。而他的個人品質惡劣,在任總書記期間,竟“利用職權大搞特殊化,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總之，給人的印象是這個人一無是處。

    既然向忠發是這樣一個既無能，道德品質又壞的人，為什麼會被推出當領袖？這的確很讓人費解。

    近年來發表的一些文章對向忠發的生平有了新的描述，一般都說他出身貧苦，但粗通文字。都肯定了他在大革命時期領導武漢工人運動，做出了很大成績，是當時較有影響的工人領袖。正因為如此，他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八七會議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但他並沒有參與中央重大決策，而且因為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嚴重，向忠發作為工作在一線的工人領袖為許多人所熟悉，難以拋頭露面開展工作。再加上大革命失敗後不久，他就奉命率中國工農代表團出訪蘇聯，故在黨內並未被關注。

    那為什麼“六大”上要選他當總書記呢？這和共產國際關係很大。

    一是共產國際在總結中國革命的教訓中，錯誤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應當工人化。大革命時期的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更是學界泰鬥。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大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了嚴重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的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領導機構中的工人成份太少。他們認為工人革命是堅決的，而知識分子卻脫離實際，政治立場不堅定，左右搖擺。大革命失敗後，八七會議糾正了右傾錯誤，緊接著又犯了“左”傾盲動錯誤。而這一時期臨時中央負責人瞿秋白仍然是大知識分子。新中央的成員李維漢、周恩來、蔡和森、張國燾、李立三等幾乎都是知識分子。這又一次強化了共產國際對知識分子的惡感，于是他們認為要正確進行中國革命，必須大力提拔工人幹部，實行領導機關工人化。

    二是向忠發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蘇聯期間的工作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1927年10月，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慶祝活動。中共中央決定派向忠發充當這個工農代表團的領導人。11月初，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向忠發以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名義參加紀念活動，到處作報告，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紀念活動結束後，向忠發繼續留在蘇聯，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參加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工作。他在處理莫斯科東方大學軍事班中國學生的學潮等一些連共產國際東方部都感到棘手的問題上，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果斷與魄力。在1928年共產國際九次執委擴大全會期間，向忠發參加了關于中國問題的小委員會，與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了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向忠發在會上的報告中批評中共中央，認為中央領導人屢犯錯誤，純粹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性所致。他強調，解決這種問題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並鞏固它。向忠發的發言進一步強化了共產國際改造中共中央的決心。共產國際于是決定選一個工人出身的人當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們的目光很自然地就集中在他們熟悉的向忠發身上。(劉晶芳/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史海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