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過30年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過了，該“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給現在和今後改革攻堅的任務，大都是難度較大的環節和問題，是啃硬骨頭。對此，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1、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改革攻堅的對象和內容發生了多方面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對象是原有計劃經濟舊體制，但原有的計劃經濟舊體制不可能是永遠沒完沒了的存量。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破舊立新”過程，每一改革時點建立的新體制因素，在實踐中都存在著對這種新體制的不斷檢驗。其過程有兩種情況：一是當實踐證明這種新體制因素符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它就會繼續保存和完善；二是當實踐證明這和新體制因素符合了一段時間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但後來又成為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阻礙因素時，客觀上則要求再革除這種“新體制”因素。對這種“新體制”可稱之為“過渡性體制”。可以把舊體制分為兩類：一是“舊的舊體制”，即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二是“新的舊體制”，即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過渡性體制”。隨著改革時間的延續和改革程度的加深，“舊的舊體制”逐步減少了，而現存的舊體制大多屬于“新的舊體制”。這就要求在今後的改革攻堅中，不斷探索對各個階段不同舊體制改革的途徑、方法和舉措。

    2、改革過程的“兩個規律”和當前面臨的嚴峻問題。改革過程中在某些方面和某個時段，客觀上存在著兩個規律：一個是“改革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另一個是“改革的邊際成本遞增規律”。在改革開放早期，改革的成本比較低，由于那時人們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國家對人民也具有“還賬”責任，改革的成本一般都由國家支付。隨著改革的深化，難度越來越大，成本就越來越高，國家已不能完全支付，逐步下移到地方、部門和個人支付。無論是“改革邊際收益遞減”，還是“改革邊際成本遞埋”，都會使人們對改革產生消極和“利差”的預期，從而減少參與和支持改革的熱情，甚至陷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面。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人們在經濟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經濟(如生活質量、比較利益、政治和社會參與等)方面的期望會越來越高。當各種期望得不到滿足時，不僅會減少改革熱情，而且還會產生嚴重不滿。

    3、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了整個社會全方位的對策與反對策博弈。以利益競爭為導向的市場化改革，客觀上形成全社會的多元利益主體：個人、企業、非政府組織等，這些多元利益主體的活動必然與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國家部委、國家事業部門、中央政府發生千絲萬縷的聯係。以利益導向競爭為動力的市場機制固然會使整個社會充滿著生機和活力，但微觀經濟活卻常常在整體上體現出來的是規則淩亂的“布朗運動”，需要國家的協調，而國家的協調要依靠各個微觀經濟單位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然而在實際經濟活動中，所有利益主體首先著眼的是自身的利益，如果國家的改革方案以及各項宏觀經濟政策對自身有利，就能夠與政府同心同德；如果不利，則會成為與政府“抗衡”博弈力量，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格局。這全方位的博弈主要表現在：:①個人（公眾）之間的博弈，如崗位、升遷、聲譽、利益的博弈；②企業之間的博弈，如市場份額的博弈；③企業與政府的博弈，如管與放、增稅與減稅的博弈；④地方政府內部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如政績博弈；⑤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如分權與集權的博弈；⑥非政府組織內部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博弈；⑦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博弈；　國家部委內部和國家部委之間的博弈，如事權、政績博弈；⑨個人、企業、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國家部委等與中央政府的博弈。博弈的基本行為方式就是對策、反對策、反反對策……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這種全方位的對策與反對策博弈，大大增強了改革的難度，也大大增加了整個社會各個方面、各個階層的矛盾和摩擦。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使中國的發展理論和實踐都躍上了一個新的高度。科學發展觀對改革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客觀上催生了科學改革觀。

    按照科學發展觀提出的統籌方法， “科學改革觀”應該具有以下的“統籌”內容：

    第一、統籌國有企業改革和非國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

    第二、統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第三、統籌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第四、統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全面改革；

    第五，統籌科學改革和科學發展。

    實行科學改革觀，就要認真總結過去30年的經驗，在改革理論上進行多方面的突破，使現在和今後的改革超越過去的30年，實現改革攻堅的重大戰略轉變。

    一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上要有新的突破，實現“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戰略轉變。

    二是在所有制改革理論上要有新的突破，實現從“數量型公有制主體”向“功能性和質量型公有制主體”的戰略轉變。

    三是在公平效率關係理論上要有新的突破，實現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戰略轉變。

    四是在國民經濟結構理論上要有新的突破，實現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向“整體上搞活國民經濟”的戰略轉變。

    五是在改革的中心環節理論上要有新的突破，實現從“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向“以行政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戰略轉變。

    以上所有的戰略轉變，第一，都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二，都必須堅持“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紅線”，第三，都必須堅持“以制度建設為基石”。因為要成功地實現所有的戰略轉變，都必須以有效的制度建設為根本條件，即“制度依賴”。“制度建設”與“經濟建設”相比，不是前者偏離後者的問題，而是一個更高層位的問題。只需“盯住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了，其神奇力量足以使社會財富充分涌流和有序分配。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更是第一生產力”。而制度建設的中心任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樹立科學改革觀，就是要使過去已有的改革理論實現全面飛躍——

    第一、在改革的廣度方面，我國的改革開放要從經濟體制改革的單項突破，不失時機地飛躍到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改革；

    第二、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從過去機制轉換式的改革，飛躍到全面的制度創新；

    第三、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從過去的政策推進，飛躍到全面的法治規范；

    第四、在改革的指導思想方面，要從過去的“摸著石頭過河”走上岸來，為改革“造船”、“造橋”，從而飛躍到“劃著船過河”和“踩著橋過河”；

    第五、在改革的理論認識水平上，要不斷地從改革的“必然王國”飛躍到改革的“自由王國”。如果說過去30年的改革是“必然王國”式的改革，那麼，今後的改革，則應該是“自由王國”式的改革。

    越過了一個30年，我們已經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的改革大關；今後我們還將繼續去攻克一個一個新的改革大關。(作者: 鄒東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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