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于中國農村的改革，啟動革新的大幕，意義不同凡響。而經過30年風雨歷程，改革的關鍵工程又回到了農村。深化農村改革成為新時期的一項戰略任務。
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改革發展進
程中的關鍵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前，農村問題主要是生產問題，是吃飯問題，保障糧食供應成為首要任務。但在集體生產體制下，農民積極性低落，出工不出力現象普遍，農業生產率低下，生產力被嚴重束縛，基本的糧食供應難以解決。30年前，正是為解決集體“挨餓”的困境，農民開始“造反”，改革在一個最小的組織單元內封閉運行。
改革者冒著生命危險。不反對、不扣帽就是對這一“造反”行為的最大支持，而支持“造反”的政治風險更大，吳象同志的《陽關道與獨木橋》，就是改革初期的歷史明證。正是農民的改革精神與政治家的政治勇氣相結合，促成了“石破天驚”的壯舉，進而被歷史證明，這一“偶然事件”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也為整個中國命運的改變注入了優秀基因。
勇于改革的精神、善于決斷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作為生長在民間和上層肌體的優秀基因，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不曾缺乏，但是二者聯姻，在一個需要改變的時代裏又是那樣的彌足珍貴。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給我們留下一筆寶貴遺產。
而今30年過去了，農村改革的任務遠未完成，“同志仍須努力”，而且要繼續深化。從路徑上來說，農村改革的深化與30年前正好相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在統籌全局的戰略高度進行的主動改革，其難度要比30年前的改革更復雜、更艱巨。
如果說30年前農村改革的最大任務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的話，那麼這一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就業就是一個例證。但是束縛農村生產力的制度性因素沒有完全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完全打破，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緩慢，農民轉移就業過程中的歧視現象還很多。因此，農村生產力的解放還有很大空間。應該說，解放農村生產力只是農村改革的階段性目標，發展農村生產力是新時期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任務。
發展農村生產力和解放農村生產力不可分割。發展農村生產力必須持續不斷地解放農村生產力。在解放中發展，在發展中解放，解放是手段和途徑，發展是目標。
發展農村生產力必須以制度為基礎。建立一個完備的政策支持體係，是發展農村生產力的制度保障，其關鍵點正如專家所說，需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完整的土地產權；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公平退出農村社區的權利；深化戶籍管理和勞動就業制度改革，賦予農民自由遷徙和平等就業的權利；深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改革，賦予農民平等分享國家發展成果的權利。這些既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關鍵，也是難點所在，切實推進這些改革同樣需要有30年前的改革精神和政治勇氣，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將改革深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真正將制度化建設轉化成對發展農村生產力的支持係于基層政府。基層政府是離農村最近的政府組織，其是否能夠真正扮演服務型政府角色對于發展農村生產力至關重要。
而現實並不十分樂觀。在後農業稅時代，國家和農民的關係正從“多予”、“少取” 向“多予”、“不取” 推進，越來越多的補貼被用于鼓勵和支持農民的生產活動。按理，基層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關係會越來越融洽，但是，許多地方的基層政府對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是放在服務上，相反還和農民爭利，有的甚至還在打農民補貼的主意，想方設法截留政策和各種投入資金。
令人擔心的是，有些地方出現基層政府和村幹部合謀，操縱選舉，拉票賄選，侵吞或者變相侵吞集體資產，侵犯群眾利益，損害改革成果，影響改革進程，違背改革初衷，進而成為農村改革進一步深化的破壞性因素。因此，完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建立精幹高效的農村行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實現基層再造，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