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對國史、黨史中許多重大問題的爭論越來越多，幾乎涉及所有領域、涵蓋所有時期。對這些爭論進行梳理，做出述評，對搞清問題、推進研究是極有益的。但是，做述評是很不容易的，既要全面了解各種不同觀點及其根據，又要盡量搜全有關史料，還要有相當高度的理論概括，特別是要表達出正確的觀點，起到正確的導向
作用。所以這是一件既辛苦又需要高水平的大工程。
作為一門學科，國史、黨史研究的確是學問，這無可非議；但又不是純粹的學問，它不同于一般的歷史研究，它有很強的黨性、政治性，與現實有密切聯係。為什麼馬克思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惟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為什麼恩格斯說“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因為歷史給我們以“啟示”？為什麼毛澤東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就是因為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緊密聯係。失去了這種聯係，歷史學就沒他們所說的那麼重要。
近年來，隨著國史、黨史研究的日漸繁榮，不同意見的分歧和爭論越來越多。這是正常現象，是學術深入發展所必需的；同時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盤否定歷史，進而否定共產黨領導、質疑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也確實存在。我們決不能把這些僅僅當作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由此，我們也看到，在國史、黨史研究中，特別是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不能說沒有一個站在什麼立場的問題。我們的研究工作者，也決不能把自己套進“純學問”的象牙之塔中去而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更不能盲目熱衷于淡化意識形態。
有些人宣揚淡化意識形態，相當大程度上是受西方輿論影響，這些西方輿論，總是標榜自己客觀公正，不受意識形態影響，而批評我們太講意識形態。但事實上，西方的政治家們從來都沒淡化過意識形態。還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寫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以及尼克松寫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嗎？《大失敗》這本書，本質上是史書，主要是蘇聯歷史，其次是東歐的，也寫了些中共黨史。它寫于1989年蘇東劇變剛剛發生之際。主題，就是作者前言中第一句話說的：“這是一本論述共產主義最後危機的書。書中描述和分析了共產主義制度及其信條的逐漸衰敗的過程和日益加深的困境。書中斷言，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它的實踐與信條將不再與人類的狀況有什麼關係。”所以，這本書的結論是：共產主義正在經受“末日的痛苦”，而“共產主義總危機的深刻根源可以從它的歷史記錄中找到”。最後，此書作者“展望了後共產主義時期可能出現的景象”：共產主義影響將減弱而迅速銷聲匿跡，包括中國在內的以共產主義理論為政權之本的國家，都不再信仰共產主義理論。這本寫歷史的書，照例一再標榜自己並呼吁各國共產黨的統治階層應該淡化意識形態。但我們看到，它的政治目的還不明顯而強烈嗎？它的意識形態色彩還不濃厚嗎？
所以當時，我讀完這本書的第一個感覺是，歷史本身，雖然被號稱是“凝固的事實”，是客觀的存在，是可供研究的學問，但歷史一旦被寫出來，就帶有主觀色彩，不能不受撰寫者的意識形態影響，也就不再是“純客觀”的了。它可以被用來闡明一種思想、一種理想、一種觀點。也就是說，不管我們有多麼強烈地想擺脫意識形態的願望，不管我們多麼想超然、超脫、鑽入象牙之塔，多麼想擺脫政治色彩，都只能是善良的願望而已。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標榜淡化意識形態的人，其實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的目的，而我們如果相信了這些話，自己也果真淡化起意識形態來，那就真是掉進了他們為我們鋪設的陷阱。
所以，國史、黨史研究確實有一個立場問題、歷史觀問題。站在不同的立場、持不同的歷史觀，就會對同一歷史事件做出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結論。而我們，毫無疑問，只能站在黨的立場、人民的立場上。因為歷史經驗已經表明，一個社會的穩定，一個政權的鞏固，不但要靠堅強的政治領導、雄厚的經濟基礎、完備的制度和法治，同時對人們思想的正確引導和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有效管理也是極為重要的條件。所以我們要自覺從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政治高度來認識和做好國史、黨史工作。正如曾慶紅同志給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份批示中講過的一句話：“黨史姓黨”，國史也一樣，也必須姓黨。所以，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問題，是從事我們這項工作所必須的。這一點是不能有含糊的。
有一種誤解，以為強調國史、黨史研究的黨性、政治性，就是忽視科學性，不實事求是。決不是這樣的。恰恰相反，堅持黨的立場與堅持實事求是是一致的。這是因為，我們堅持黨和人民的立場的目的，就是為了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這與實事求是的原則沒有絲毫矛盾之處。
總之，我們從事的國史、黨史研究工作，在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方面，承擔著重要責任，對此，我們應該心中清楚。雖然我們的工作並不顯赫，但我們的工作非常重要。這一點，我們也應該用自己的工作業績來證明。（張啟華/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