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一篇文章掀開了社會主義中國歷史發展新篇章，改變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余瑋、吳志菲著，新華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的最後二十年》，講述了這個歷史拐點的背後故事。
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籌劃著寫作一篇戰鬥檄文
1977年，整個中國依然沉浸在剛剛粉碎“四人幫”的喜悅之中，然而許多覺悟者也深知，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因粉碎“四人幫”而走出真正的危機。那時中國社會仍然面臨著這樣一些嚴峻的政治局勢：黨內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依舊存在，大量的歷史冤假錯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廣大人民群眾自發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行動依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更為可怕的是，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不但沒有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而認為“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今後必須“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令人更加膽寒的“兩個凡是”橫空出世了。中國的未來又被一下子推到了生死攸關的抉擇關頭。
1977年的二三月間，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時節，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正在籌劃著寫作一篇戰鬥檄文，從根本上批判“四人幫”。他心裏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駁的是“兩個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著：判斷理論、認識、觀點、決策是否正確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判斷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在歷史上也經常按實踐來修正自己的觀點，怎麼能說句句是真理？怎麼能搞“兩個凡是”？這完全是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是宣傳個人崇拜，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進醫院。他白天在大學的講臺上講課，晚上到醫院的病床邊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爐”之稱。每當夜闌人靜時，燥熱的氣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難以入睡。于是，他搬來椅子，搖著蒲扇，借著走廊的燈光看書，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有關實踐真理標準的內容一邊閱讀，一邊做摘錄，一邊進行認真研究。當妻子出院時，他寫出了文章的提綱。
這年9月，胡福明的文章《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問世了，文章從哲學理論上論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不是領袖人物的指示。在當時，這實在是一個膽大妄為的舉動。
中共中央黨校醞釀著一場有關真理標準討論的鬥爭
文章寫完了，寄給誰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強華。原來在這年5月，江蘇省委黨校召開過一個理論討論會，在這次理論討論會上，胡福明作了個發言《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當時有一位同志站起來，說胡福明的觀點是錯誤的，認為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的觀點。于是胡福明再一次發言，堅持自己的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會議結束時，一位同志把胡福明介紹給光明日報哲學編輯組組長王強華。王強華說：“在北京，一些理論家也讚成這個觀點，跟你是相同的。希望你幫我們寫稿。”
于是，胡福明將稿件投給了王強華，然而文章寄出去4個月都沒有回信，胡福明只能等待。
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報》回信的這段時間裏，遠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黨校也正在醞釀著一場有關真理標準討論的鬥爭，而當時直接領導這一鬥爭的正是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
11月，中央黨校舉行復校以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12月2日，中央黨校校委會開會討論，胡耀邦明確提出實踐標準。他說：“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能根據哪個文件、哪個人的講話，要看實踐，要用實踐來檢驗。”胡耀邦提出了兩條原則和標準，第一條是實踐標準；第二條則是毛澤東思想。在當時之所以這樣提，或許是出于策略考慮，但這種提法在黨校學員中又造成了新的混亂。當時“兩個凡是”所堅持和維護的實際上是被神話了的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並沒有被嚴格地區分開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更是一個沒人敢觸及的禁區。于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
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孫長江開始著手寫作一篇關于真理標準的文章；而幾乎就在同時，遠在南京的胡福明卻突然收到了光明日報王強華的回信和文章清樣。
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來信與文章清樣後，便著手按所提意見修改。此後，稿子來來往往好幾個來回。
“把這兩篇文章捏在一塊，寫成一篇”
胡福明當然不知道，此時光明日報的人事發生了重大變化，楊西光已調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78年4月，胡福明去北京參加一次全國哲學討論會，又一次見到了王強華，也見到了當時正在著手寫同一論題文章的孫長江。有趣的是，孫長江還是胡福明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哲學研究班時的老師。
後來，胡福明回憶說：“我到北京開會當天晚上，王強華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報，接到了楊西光同志的辦公室。在他辦公室裏碰到了馬沛文、孫長江；孫長江是原來人民大學講哲學史的老師，一看見嘛，很高興……楊西光同志手裏拿著《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清樣，對大家說，各位同志都拿到這份清樣了，福明同志這個稿子，今天正要聽大家的意
見，我們要修改。他說，4月2日哲學版就要發表了，我看了以後，認為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學版裏發表太可惜了，應該作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發表。當然，還要修改，文章還要提高質量。”
據光明日報原副總編馬沛文回憶：“是胡耀邦親自點將把楊西光調到光明日報的。胡耀邦當時不僅是黨校副校長，還是中組部部長。調配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的四大報刊從二比二變成三比一，就是胡耀邦認為《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反對‘兩個凡是’的；但《紅旗》雜志和《光明日報》是宣傳‘兩個凡是’的。當時這篇文章的意義非常重大，楊西光就是要這篇文章產生比較大的反響，要達到轟動性的效果。”
據馬沛文回憶，當楊西光得知中央黨校也正在寫同一論題的文章時，決定將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樣稿交給中央黨校，由他們修改完善，然後再定奪發表。孫長江回憶說：“我在差不多寫完的時候，楊西光就派王強華把胡福明這篇文章的校樣送來了，拿給我看，又送給吳江（時任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看完了說，這篇文章思想跟我們的差不多一樣，你把這兩篇文章捏在一塊，寫成一篇。”
胡福明喜不自禁，高興地擁抱妻子說：“我們終于勝利了！”
當時，一南一北幾乎同時醞釀出實踐標準這一重大論題，而胡福明、孫長江兩位主筆居然又有著師生之緣，這恐怕並不僅是巧合。中共中央黨校原教員沈寶祥說：“同一個時期有3個地方寫出同一主題的文章。一個是《人民日報》，他們發現了這個問題，請哲學家邢賁思寫了一篇真理標準問題文章；一個是中央黨校在學員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的基礎上，覺得是非標準問題需要進一步寫文章，所以吳江跟孫長江兩人研究決定要寫一篇文章；第三個地方是南京的胡福明，那是他獨立的思考，寫成了一篇《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英雄所見略同，反映了這個問題是共同的問題。”
5月10日，這篇經過反復修改，定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稿子最終在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出。11日，《光明日報》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公開發表全文，新華社當天即向全國轉發。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予以全文轉載。這篇歷史雄文共分為4個部分，在文章結尾，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超越于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11日一早，胡福明聽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隨後看到了《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喜不自禁，高興地擁抱著妻子說：“我們終于勝利了！”
楊西光喃喃自語：“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把‘烏紗帽’給摘了！”
然而，文章的發表很快就遭到了嚴厲批評和斥責，一時間硝煙彌漫，這篇文章被上升到路線問題、旗幟問題上來。
13日，《紅旗》雜志負責人質問新華社社長曾濤：“新華社向全國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錯誤的，這篇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國務院研究室一位負責人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指責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胡績偉遂電話轉告楊西光，楊西光堅定地說：“這篇文章根本沒有錯！”
這一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嚴肅地對胡耀邦說：“文章起了很壞的作用，把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分歧，公開暴露在報紙上，不利于黨內的團結。”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遭到最高層領導和宣傳部門領導的責難，而此時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當孫長江的妻子聽說
文章是“砍旗”，壓力很大。胡福明的一位朋友對他說：“老胡，你已經卷進了中央高層內部的鬥爭了，風險很大，你知道嗎？這可是已經陷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了，要有思想準備。”胡福明表示：“我已經有思想準備了，我準備要坐牢。”並半開玩笑地說：“你呢，我們是老朋友了，你要給我去送飯。”
那些日子裏，楊西光整天眉頭緊鎖，神色嚴肅。王強華的心裏也是沉甸甸的。一天下午下班後，王強華到楊西光的辦公室匯報工作，只見楊西光獨自坐在辦公桌前，喃喃自語：“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把‘烏紗帽’給摘了！”
剛剛復出的鄧小平發出了堅定的聲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剛剛發表時，鄧小平沒有注意。後來，他聽說有人對這篇文章反得厲害，才找來看。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明確表示：“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
于是，在真理標準討論瀕臨夭折的關鍵時刻，剛剛復出的鄧小平以一位偉大政治家的氣魄和敏銳抓住了這一歷史契機，發出了堅定的聲音。5月30日，他在同幾位負責人談話時說：“……當前有一種思潮……就是不講要實事求是，就是不講要從實際出發……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擲地有聲的講話，給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有力的支持。
軍隊率先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在全軍政治工作籌備會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篇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就是要宣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宣傳一切從實際出發，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嚴厲批評了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和唯心論，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要求部隊幹部要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榜樣。
胡耀邦再次組織中央黨校撰寫《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一個原則》，反駁種種責難的觀點，又一次得到羅瑞卿的大力支持。羅瑞卿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他在即將去聯邦德國治病之時，還惦記著這篇文章，上飛機之前還指示解放軍報負責人：“那篇文章，你們放膽發表，可能有人要反對，我負責，打板子打我。”遺憾的是，羅瑞卿不久即病逝，沒有看到真理的最後勝利。
7月21日，鄧小平找中宣部部長張平化談話，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為了將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鄧小平離開了北京，先後去了四川、廣東，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是到處點火”，所到之處，都宣講實事求是的精神。鄧小平的“到處點火”，對于爭取各省市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支持，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樣，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紛紛對“真理標準”問題表了態，各地部隊首長們也對此表態，都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表示擁護。
全國上下都以不同方式表態，支持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
然而，鬥爭依然是艱巨的。就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時候，作為中共中央權威理論刊物的《紅旗》雜志卻奇怪地保持緘默。
沉默，被譚震林打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紅旗》雜志約請譚震林撰文。譚震林欣然應承，對約稿人說：“文章不能只講歷史，要從現實著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紅旗》雜志奉行不卷入原則，對稿件很為難。尚未決定，譚震林又送來了修改稿，並附言說明：原稿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闡述不透徹，現再作加強。
《紅旗》雜志只得告知中央指示《紅旗》不介入討論。譚震林堅決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動但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有人來辯論，找我好了。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這可擊中了《紅旗》雜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而且稿子是應約而寫的；用吧，又違反了雜志的“方針”。這個難題使《紅旗》雜志總編輯萬分為難。他只得把文章報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鄧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下，如《紅旗》不願登，可以送《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意見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于是，那位總編輯把譚震林的文章《井岡山的鬥爭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發表在《紅旗》雜志當年的最後一期上。至此，“三比一”的陣勢打破了。
這樣，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總部主要負責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態，支持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這就意味著，黨的中央主導權開始轉向了鄧小平這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充分的準備。
推動新的思想解放
黨的十七大提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這個極其重要的論斷，既是對改革開放30年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今後繼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
一場關係當代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討論
一個偉大事件對歷史的影響，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顯示出來。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進程，展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未來前景，我們深深感到，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
繼續解放思想 推進改革發展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解放思想，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強大動力。
在新的起點上繼續解放思想
在現階段，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要做到四個“堅定不移”，即堅定不移地繼續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落實科學發展、社會和諧，堅定不移地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而奮鬥。在這四個“堅定不移”中，堅定不移地繼續解放思想是前提，是思想基礎。沒有這個“堅定不移”，就沒有其他的“堅定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