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工作在基層的幹部，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官”越來越難當，基層群眾也越來越把自己“當幹部”，與以往的“大小也是個領導”的時代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語了。其實，隨著我國管理體制逐步走向法制化，這是一種必然出現的結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的社會也逐步走向“官畏民“時代。
“官畏民”時代的到來，反映的是社會的管理已經進入到依法行政的時代，這是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表現。由于社會經濟、政治、管理體制的變革，我們的各級政府已經從“無限政府”及“無限作為”的中解脫出來，轉型為“有限政府”和“有限作為”，這是社會管理的必然趨勢。同時，由于所有制體制、分配體制的多樣化，民眾以往高度依附于政府（領導）的意識也逐步被淡化，角色地位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一些新的階層表現出了不同的利益訴求，甚至還成為一支與政府相博弈的力量。在以法治國的基本國策之下，這一切都通過法律等途徑來進行有效的調節。
與以往的“簡單管理”、“線性管理”甚至是“包辦代替”式的管理相比，現在的基層幹部確實當得不那麼輕松自在，而且還必須承擔各類作為中的風險。隨著問責制的進一步推行，法律和輿論監督的進一步完善，“太平官”就不再“太平”，“庸官”再也不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公務員這個職業也許逐步就會變成一個“高危職業”，時代和民眾對公務員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沒有一定的綜合素質是不好“混”了。
不可否認，由于所處的地位、覺悟認識不同，加之法律還有不健全的方面，有些群眾對政府正常的管理會不滿意，甚至出現一些過激的行為，甚至還會引發一些矛盾衝突，極少數地方還可能出現較嚴重的群體事件。但這些都不是我們要重新回到原來那種管理體制的理由，恰恰相反，我們還必須在這種復雜的社會變革中去探索創新有效的新機制體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民主與法制才是建立長效管理的根本。
化解矛盾、協調利益、建立溝通、公開透明、以人為本、構建和諧才是我們政治文明建設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在起步階段，甚至在一個較長時間內，會使我們陷入矛盾和困惑之中，也可能從表象上看會付出更高的社會成本，也會影響我們的行政效率，有時還會影響到某些政府（領導）的“權威”。但這種過程、這種成本是必須和必然的，一旦步入了較為規范的法制化軌道、形成了共同的遊戲規則，那麼一切就會變得簡單得多、協調得多。當年農村的集體化，從表象上看似乎很高效、很協調，生產什麼一切由上面決定，不存在別的不同意見，但事實的結果就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嚴重滯後，因為農民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生產力沒有得到解放。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後，並沒有發生有些人預見的社會後果，反倒取得數億農民安居樂業的奇跡。
其實，今天我們在管理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有些是轉型時期的客觀因素使然，有的是一些群眾的認識水平或是覺悟使然，但也有我們以往“過渡管理”帶來的一些後遺症。原來的一些“好心的管理”，也不可避免地夾雜進了一些“粗暴管理”和“亂作為”的成分，即便現在，一些侵害群眾合法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亂作為在一些地方的行政過程中還不同程度地存在。正因為這樣，我們就必須更加努力地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建立規范的管理制度，在廣泛徵求方方面面意見的基礎上，結合好本地的實際，建立起廣泛認同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要加強引導疏通，通過一定時期的努力和堅持，群眾的觀念也會發生轉變，這就要求我們的宣傳和說服工作必須到位，有效的溝通平臺必須到位。
目前我們正處于矛盾凸顯期，面對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我們應該冷靜對待，在堅持依法行政的同時，努力提高我們的管理水平和服務水平。在筆者看來，“官畏民”時代正是我們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我們推進廉潔高效政府建設一個重要的契機。(王玉明)
改革的實質問題是有無公眾參與
把改善民生落到實處
改革開放不設防等于倉庫無人值守
我國的政治發展怎樣推動了經濟發展
莫忘小平同志復出時的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