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上午，一封特快專遞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廣州市荔灣區寶華街寶慶新南約10號、12號樓80多戶居民，緊急上書全國人大，指荔灣區“恩寧路連片危 破房改造拆遷項目”依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廣州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對新南約10號和12號樓的拆遷有悖《物權法》原則。該上書認為：“《城市房屋拆遷
管理條例》、《廣州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超越立法權限，與《物權法》相抵觸，應予撤銷或者改變。”(5月12日《新快報》)
筆者並不想打擊這些上書居民的熱情，但不得不指出這樣一個嚴峻的事實——這種公民上書極有可能的結果就是石沉大海。從2003年“三博士”向全國人大上書要求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以來，到筆者與同事一起向全國人大上書要求對《婚姻登記條例》及《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進行違憲審查，公民上書可謂風起雲涌，但無一例外是石沉大海，沒有任何一起上書啟動了對法律、法規的違憲審查。
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原因在于我們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違憲審查制度。在普通的行政訴訟中，對于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被視為抽象性的行政行為而不能提起訴訟；我們國家也沒有建立專門的憲法法院或者憲法委員會，利用訴訟的形式專門從事違憲審查；而對于“公民上書”，完全適用的是行政程序而非訴訟程序，法律並沒有規定全國人大必須啟動審查程序，甚至沒有規定是否需要答復上書的公民和多長時間進行答復。所以，公民上書要啟動對法律、法規的違憲審查，何其艱難？
沒有違憲審查，公民的物權就會成為一句空話。以保障公民私有財產為已任，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的《物權法》的出臺，曾經承載了多少民眾的夢想，但是，一個法諺說得好——“無救濟，即無權利”，無論立法者在《物權法》上信誓旦旦地宣示了多少條民眾的權利，如果這些權利沒有救濟渠道，都會成為“水中花、鏡中月”。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不能宣告與上位法衝突的法律、法規、文件無效，並且法院的人財物通常受到地方行政控制，在審判中，法院通常依據與對于自身緊密關聯的機關制定的法規、文件來審理案件。公民當然可以就侵犯物權的行為提起訴訟，但是如果地方人大或者政府機關利用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將《物權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架空，法院能否再依據《物權法》來為公民提供司法保障就得打上個問號。因此，如果公民不能通過有效渠道來挑戰與上位法相違背的法規，宣告其無效，則《物權法》上的權利無法指望得到司法保障，也就無法成為真實的權利。
廣東中澤律師事務所周玉忠律師說：“與出臺前後的熱熱鬧鬧相比，《物權法》七個多月的實施過程卻平靜得多。人們發現，《物權法》對于人們的維權幫助並不像之前想象般大。”筆者以為，如果一部好的法律經常被下級機關制定的法規、文件架空，而公民無法通過訴訟來挑戰這種違法的法規、文件，那麼《物權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永遠只能停留在紙面，套用上述的法諺：無違憲審查，則無物權。因而，我們十分有必要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以及法律規范衝突的解決制度，使那些辛辛苦苦制定出來的法律不至于因下位法的侵犯而喪失立法原意，使我們制定出來的法律真正能起到保護人民利益的作用。（楊 濤）
憲法司法化真的是福音嗎？
慎用“司法是最後一道防線”的提法
法律面前沒有“特殊主體”
依法治國需要強勢法院
設立“憲法節”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