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文化共有家園”與“不夠”的300億
號稱孔孟之鄉的山東濟寧擬興建“中華文化標志城”一事，于全國“兩會”期間引發爭議而熱議至今。
從有關方面對“中華文化標志城”的闡釋看來，意義十分重大。譬如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呵護、延續、傳承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核心價值觀、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加強文化認同，增進中華民族血緣紐帶關係，從而起到維護民族團結，促進國家統一的作用；以及東方文化聖城，東方文化共有家園，中國文化聖地，國家重大文化發展戰略，世界文化經典工程，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中國人民和全球華人心目中的文化之根，歷史之源，等等，等等。
當然，這些宏大的意義，最後還是落實到了投資300個億上面。盡管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官方網站上有其規劃建設辦公室的聲明，稱所謂300億，僅僅是個別專家的個別意見，不代表主辦方的意見，更不能成為投資立論的依據。因為目前所做的工作僅僅是徵集創意規劃方案，在方案沒有確立之前，任何投資概算都是過早的和沒有科學依據的。不過，聲明中所稱的個別專家，似乎正是受聘于標志城的相關組織。而對300億，專家的意見也認為並不科學，理由則是300億不夠。
也正是因為這個看來不夠的預算數目，引來一片置疑，與之前所說的69名院士聯合發出倡議相對應，108個政協委員簽名反對。有代表指出，這是借文化名義大興土木。土木之外，文化方面的爭議同樣激烈。譬如是否地方招商引資、圈錢圈地；譬如日後可以用政府的客流來養育，相當于政府某一個機關掏錢給自己的人員買愛國主義電影票。
即便不論是否足夠，300億的巨資，在民生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的時代，可以換算為住房、物價、教育、醫療、交通、資源、環境乃至低保人群的生活就業等諸多存在資金缺口方面的投入機會。
■ 喜劇性錯位：主辦方強調“文化意義”，文化人強調“任務”屬性。社會責任誰來承擔？
有意思的是，與主辦方面更多強調標志城的文化諸方面重大意義相對應，作為復旦大學《中華文化標志城戰略規劃》課題組首席專家的葛劍雄教授，則更多圍繞文化之外的問題立論。葛教授表示，他和這個項目的關係，就是接受一個規劃的任務。用他的話叫命題作文。也就是將交辦方當初始終講不明白的一個原則的東西，落實到具體。
應當說，葛教授的落實，從原來建塔建碑的種種設想，而變身為“要麼不做，要做就只能做成文化副都”（見《南方周末》記者專訪），簡直就是極具創造力的發揮，稱其為點鐵成金，一點也不為過。
關于葛教授等設計的“建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館，把世界文化遺產都集中起來，然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中國科技館，還提出來建百戲園，把民間的藝術聚集到這兒”（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與新浪網聯合訪談）的種種規劃，究竟是文化標志城還是縮微景觀、旅遊聖地，容當另議，僅就葛教授的立論姿態，似乎令人更多的想到他僅僅是在遵命承擔一個商業的契約。也就是說，他的行為，幾乎可以從學術乃至商務方面得到各種圓滿的解釋，卻惟獨不可以從文化角度來尋找妥貼的解釋。作為一個教授，而且是歷史地理文化研究方向的知名學者，又是經常在大眾媒體上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形象出現的名流，葛教授在不經意間，便用一個承接訂單的輕松推手，將自己原本擁有的上述身份，予以淡化和規避。或者可以理解為，這裏並不存在做與不做的取舍命題。也就是說，他不必從社會責任方面，擔當起一個專業人士所應該也可以擔當的義務。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復旦大學的戰略規劃書中，明確寫著標志城的建設“體現了全國人民的願望”。或許巧合的是，該規劃書統稿人的專業，正是產業經濟。
其實，葛教授又何止是淡化和規避責任，簡直可以說是在以其自身的智慧，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任務”中。譬如他所提醒交辦方的“要明確定位”，將原來揮之不去的地方色彩頓時抹去，用“山東是為中央打工，是為全國人民服務，而不是山東跟中央爭項目、要錢”（引同上）的堂皇定性，轉眼間就將項目的主辦方變成了承辦方。其中的深刻意義，真正是不可以道裏計也。
■ “標志城”無法在“文化”上自圓其說
另外，作為一個卓有建樹的知名學者，葛教授也有若幹專業方面不大方便自圓其說的地方。譬如他將標志城賦予了國家紀念堂的某些功能，並舉法國先賢祠為例。但他又有意無意忽略了某些細節。譬如，法國先賢祠，最初是由那位聲稱“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大病復原後，作為還願動議而建造的聖徒守護教堂。而當教堂竣工時，法國大革命已經要砍下路易十六全家的人頭，國民公會于是決定將其改做安葬偉人的紀念堂。其間拿破侖稱帝後按照他和羅馬教皇的交易，又曾恢復為教堂，路易十八上臺後，伏爾泰和盧梭的遺骸曾被挪出。直到雨果去世舉行國葬，先賢祠才最終完成了世俗化的過程。而葛教授等規劃中的標志城，除了並非令他很感動的阿靈頓國家公墓以及西敏寺教堂莫斯科紅場都有的無名戰士墓，更是一個沒有諸多變更歷程、絕非自然形成的全新制作，其間的文化沉淀和差異，想來是不方便簡單忽略吧。
當然，以葛教授的理解，“有人在造紙，有人在做涼茶”的並非單一功能的新建標志城，是可以作為“文物”來附著文化的，所以“你建起來了，過一百年就是傳統”，大可不必拘泥于對建起來之前的意義探究。因為“一萬年也不會有一個全國認同的聖地”，而解決這種難以自然形成的認同，便“必須人造”。至于規劃中標志城存在的包容東西過多而國際上罕見，葛教授則拋開世界文化遺產的國際通例，主要強調中華文化的多元，而不去計較先賢祠之類的單體。據說這是命題作文下“想不出更好的辦法”的辦法。這種聰明人才具有的遊離本領，被人指認為知行分離的犬儒主義。至于是否如葛教授本人自稱的“事情越講越清楚”，就不得而知了。
■ 文化是歷史沉淀的精神符號，而非人工的主觀攢集
文化在當今的使用頻率，實在是太過密集，直令人替它感到疲勞。這裏不妨看看專業辭書上對它的規范解釋：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合，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引自《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如此看來，文化，原本是個需要相當時間積累沉淀過濾而自然形成的精神符號，而非人工的主觀攢集。一個不免地方經濟色彩的土木項目，究竟能否達到其所預期的凝聚諸多核心價值觀、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的文化意義，乃至打造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樣宏大的意義，真的還需要真正專家不憚煩的仔細論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用顯然需要倣造的非真文物，就可以提出打造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說法，恐怕太過失之于簡單的圖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