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迎奧運的日子裏
記得留學日本的時候，去一家普通餐館吃蕎麥面。吃完付費走出店門百米光景，聽得身後匆匆的木屐聲。回頭看，是這個店的主人。他氣喘吁吁地對我說：“對不起，先生，你吃的是小碗，但付了大碗的錢”。當我把找頭攥在手心，想得很多。後來我常去這個店，店主告
訴我，國家很重視“信義”的教育。這樣的教育在1964年東京奧運期間做得尤其大張旗鼓。那個時候，官廳、職場都在自束自律：為奧運努力幹啊！整理、整頓、效率、清廉！街道、小區都在相互提醒：為日本人掙面子啊！“不要在門口擺澡盆子洗澡”，“不要在電車上奶孩子”，“自己的垃圾自己帶回去哦”。全世界都吃驚不小，日本借助奧運會，國民素質上了一個高臺階，甚至傳播出一個神奇的報道：“東京奧運會結束後，所有的日本人都把垃圾帶回家，現場沒有留下一片廢紙”。日本朋友告訴我，那是個激動人心的日子，日本的經濟上去了，日本人的品性也上去了，日本經過了一場國民素質的考試，功勞在于大力開展了國民教育。
北京奧運會開幕在即，我們的“屋子”是不是明亮潔凈，我們的家園是不是安全有序，我們的精神是不是充足向上，世界在期待。奧運既是體育的比賽，又是精神的展示，世界要看我們雄偉的“鳥巢”、“水立方”，也要看我們民族素質的大廈。有史以來，亞洲獲得過3次奧運舉辦機會：1964年東京、1988年漢城和2008年北京，相隔大約都是20年。北京奧運，是否也是一場亞洲國民素質的比賽會，而要提高國民素質，我們不諱言“國民教育”。
日本國民教育起步很早，近代的發起者是福澤諭吉。日本明治維新前後，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強調首著先鞭的不單是“殖產興業”，全力追求的也非“富國強兵”。他把當時轉型中的日本定義為“半野蠻”的國家。他痛感“文明開化”———新思想的普及與新道德的建設，才是才俊志士關心的首要問題，做到這點，必須著力于教育人民，于是寫了《文明論概略》，解說“文明”的意義，闡介文明進步的關鍵是人民“智德”的健全。此書出版，暢銷全國，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又有《勸學篇》行世，所謂“學”既可理解為學習，又可理解為是學養品德，“勸”即是苦口婆心，勸說誘導，目的還在于啟發人民，積極向善。
其實何止日本，大凡國家崛起，首先崛起的必是國民精神。英國人亞當·斯密既有《國富論》的發表，傳播強國富民的要訣，又有《道德情操論》的問世，強調民族德性與國家富強是雄飛世界的雙翼。當年德國發願躋入世界強國之列，把經濟力的強盛、軍事力的強大，國民道德力的強勁視為三大條件，而此三大條件中，又將道德力的強勁，視為強中之強。他們重視國民教育，並從孩子做起。至今流傳這樣的話：德意志強國的脊梁樹立在小學生的課桌上。馬克斯·韋伯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揭示這樣的道理：推動市場條件下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不是人們的“逐利”欲望，而是背後深藏的“求義”精神。他孜孜不倦地告訴他的讀者，“勤勉勞作的工作態度-節儉去奢的儲蓄精神-謹誠敬業的天職理念”建構了比市場王國更重要的“意義世界”。
縱覽中國近現代史，所有愛國有識的知識分子都將國民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魯迅奮筆塑造“阿Q”與“孔乙己”的形象，給中國的愚昧、固陋照相，讓國民于照鑒中有自覺，于震動中求振作。早在1902年，梁啟超寫《新民論》，開章就說“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所謂新民，就是讓中國人思想一新、品德一新、風俗一新。他論道德有二，一為私德，一為公德。人人獨善其身，這叫做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處處想到群體，事事有益群體，這稱作公德。他深覺“中國道德發達不謂不早，而國家教育偏于私德而公德闕如”，因此發動教育，提倡公德。
奧運在即，國民教育的意義分外凸現。“君子之德如風，小人之德如草，風吹草偃”，君子有德，國人望風披靡，國風渙然。古代君子含義，是“士農工商”中的“士”，今天是官吏、學者、記者、教師、作家、導演等，一切站在國民教育一線的人。“以吏為師”，中國傳統上各級官吏擔任著教育人民的重大責任。君子有德，教育者必先有德。“風吹草偃”，他們在人民中起“帶頭”作用，切不可把人民“帶壞”了。尤其在此迎接奧運的日子裏，“君子”們正在自問自省：站在人民隊伍的排頭，做出了什麼樣的榜樣？做出了什麼樣的工作？是否克盡了“國民教育”的“天職”？這是因為，奧運會是決定偉大中華能否把國民素質提升一步的“高考”，中國正在迎接這場“高考”。（盛邦和/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歷史係主任）
我們民族的文化道德到底是什麼?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邊界在哪裏
不要張口就來國民的素質太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