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建立與物價和GDP挂鉤的收入增長機制比全民分紅更可行
最近，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向東莞市民派發“紅包”的想法得到了輿論的關注。據劉所說，他的這個想法是受到了臨近香港特別是澳門政府向居民派送紅利的啟發。前者拿出700億港幣，以退稅的方式給居民派發“紅包”；後者也
拿出逾20億元的盈余，給居民派發紅利，永久居民可獲發5000元紅利、非永久居民可獲發3000元紅利。劉志庚的想法是，在財政可以負擔的情況下，也向市民發點錢，以抵消CPI高速增長的影響。他把這些錢叫做“臨時生活補貼”。
財政來自于民，也應該用之于民，就此而言，劉的此一想法的確是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態度。去年以來，隨著CPI的高企，普通群眾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響。盡管從今年一季度的情況來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尤其是農民的人均現金收入，其增幅都超過了CPI，前者同比增長11.5%，後者同比增長18.5%，而同期CPI上幅度是8%，然而，人均概念有時會淹沒低收入者的生活窘態。對于中低收入者而言，通脹率越高，實際支出會抵銷收入的名義增長幅度。以城鎮居民的11.5%為例，當物價漲幅達到8%時，兩相對抵，則實際收入還不到4%。考慮到中低收入者的實際支出很大一塊是糧食、蔬菜、豬肉、食用油等，而此輪通脹恰恰是這些東西漲得最厲害，平均漲幅都已超過20%，則很多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實際是負的。
根據多數專家的預測，在未來幾年內，物價特別是糧食價格還會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水平。而從勞動力的工資增長趨勢看，雖然一些人口學家預計，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也會逐漸變得“貴”起來，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至少在最近幾年，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形勢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據估算，在勞動力供給方面，今後3年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在900萬以上，再加上2008年普通高校畢業生將在500萬以上，“十一五”期間可轉移4500萬農村勞動力，另外，企業改革和重組也將分流大量人員。與此同時，在勞動力需求方面，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不斷提高，國民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應呈現下降趨勢。這樣，受勞動力供求規律的影響，未來幾年工資即使有比較快的增長，也很難完全跟上人們的預期和經濟發展速度。
因此，在目前高通脹的背景下，像東莞等經濟發達和財政收入較多的城市，向本地區的低收入人群派發“紅包”，以免生活質量因物價而下降，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肯定東莞市委書記想法的同時，也要看到，對其他很多經濟發展一般，財政只能維持“吃飯”的城市或地區，要他們拿出一筆錢來補貼受物價影響的低收入人群，是萬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真要對國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分紅，就應該從全局的角度有一個統籌考慮，否則，勢必會進一步拉大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具體做法可根據各地的發展水平：經濟發達地區，由地方財政負責；經濟一般地區，由中央財政主要負責，地方財政適當出一點；落後地區，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從我國這幾年的財政收入來看，似乎應該能夠做到這一點。統計顯示，2000年至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超過20%，去年全國財政收入達5.13萬億元，比預算超收7239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超收4168億元。今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又同比增長35.5%，並比上年同期加快8.8個百分點。就拿超收的7239億元來說，平均分配給13億人，每人可分得約560元。假如一個貧困之家有4口人，分得的紅利就將近2300元，有可能超過其全年的收入。
不過，這只是一種假設，全民分紅的實際可能性幾乎為零。原因在于：第一，盡管這些年財政增收很快，但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要幹的事、要用錢的地方也太多，尤其是為補前些年在公共投入方面所欠的賬，未來政府的公共支出將越來越多。第二，如果分紅對象是全民，這將使高收入者也受益，而對他們來說，這點補助不會起到任何改善生活的作用，有違分紅的目的；如果只對中低收入者派發紅包，又有違分紅的性質，而且可能會遇到既得利益群體的反對。第三，由于收入來源的多元化，目前高中低收入的劃分標準不是很科學，與實際出入很大，按照這一標準派發紅包，可能使一些不該得到的人也享受政府補助。最後，紅利是以充足的財政收入作為前提的，而財政收入又來源于企業和個人的稅收，後者具有不確定性，因而政府財政收入也存在不確定性，不可能年年都超預期增長。這使得分紅不可持續。另一方面，一旦民眾享受了分紅的好處，極可能會變成一種剛性的福利約束，從而人為加大財政的壓力。
有鑒于此，需要找到一種替代辦法，它既能達到全民分紅的作用，同時又能避免全民分紅的弊端。我認為，這一辦法就是建立與物價和GDP挂鉤的收入增長機制。一些人可能會擔心，將收入與GDP挂鉤容易助推通貨膨脹。如果國家把給職工漲工資的任務轉由企業獨立擔負，的確可能出現這一問題。因為企業在漲工資的壓力下，極易導致生產環節的成本增加，從而使得企業勢必要將這一成本壓力轉入銷售環節的產品價格之中，促使物價進一步上漲。這樣，最終受害的還是普通群眾。但如果政府及時啟動財稅激勵，對于一些企業要給予相應的工資增長專門稅收減免，並將減免的稅收作為工資支付給普通職工，以此抵銷CPI上漲的壓力，則不具有助推通脹的惡性循環風險。另外，將收入與GDP挂鉤，也不是我們簡單理解的GDP增加多少，工資就上漲多少，而是在企業和職工之間找到一個利益均衡點，使工資水平調節滿足各方的利益要求和價值取向。具體來說，在目前情況下，可考慮由全總的各地工會組織出面牽頭，代表一個城市某區域或某一個行業的中小企業累加起來的勞動者群體，與該區域或行業相對應的若幹企業進行集體協商和談判，確定工資增長額度，簽訂一份區域或行業集體合同。
可以說，這是一個能夠保證職工工資和收入持續增長的機制，值得我們一試。（鄧聿文）
決定工資倍增計劃利弊的三個要素
“工資倍增計劃”的現實困境
泛言“工資調整與CPI聯動”不科學
空泛議論工資收入分配合理化毫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