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出師表》在中學語文課本的存留問題之爭後,近來一些大學教授對中學課堂的關注又有了新進展,高呼“‘四書’應該進中學課堂”。(《光明日報》4月14日,4月28日,5月5日)作為一名一線中學教師,我個人認為,“四書”進中學課堂應該緩行。

    從這些呼吁文章看,他們大多不是中學教師,對中學課堂教學現狀,多數是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式的一知半解,並不真正了解中學課堂的實情,特別是對廣大的農村中學更是知之甚少。

    從中學教育實際來看,中學課堂是一個復雜的係統工程,它已經全方位地擔負起中學生的知識汲取,靈魂塑造,道德是非判斷,善惡區分,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樹立,中學課堂已經吸收接納了許許多多的“四書”內容,無需再專門設立“四書”這一科。

    從中學教師本身素質來看,他們中的大多數先天性營養不良,沒有多少教師通讀“四書”,這當然是大學教育的失缺,實際上一些大學教師也是這樣,缺“鈣”很多,己所不能,焉能教人?沒有相應的文化平臺,怎麼實施?

    從“四書”內容的深度來看,它難度大,深奧不好懂,要讀懂它們,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會加重學生的課業負擔。現在,中學生課業負擔已經夠重了,在高喊減負,提倡素質教育的今天,又要讓我們的下一代來讀這些“之乎者也”之類古書,這是對中學生的一種身心摧殘。

    從“四書”本身的意義來看,它不是靈丹妙藥,充其量是一味具有中國特色的營養劑,並非包治百病。中學生的成長,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是在社會、家庭、教育、文化的綜合載體下慢慢發生質的變化,是從學生一進入學校就開始了,並非從中學生開始奠以後成長的基石,這是大錯而特錯的。

    所以,為了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鞏固素質教育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復,筆者認為,“四書”進中學課堂應該緩行。（丁兆存/山東省五蓮縣潮河中學）

“四書”進中學課堂芻議
教材是不是“地方封鎖”？
“國民教育”與民族素質的“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