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科技管理制度可以不同，可以創新，但有一項制度特別重要並具有普適性：那就是創新主體的泛化，或曰創新戰略的全民化或人民性。換言之，讓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都有求變創新之心，讓每一個發明、創意不論大小高低智愚都有表現的機會，應當是構建自主創新大制度、大環境的基本出發點。
為了盡快改變我國關鍵技術自給率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優秀人才不足的局面以加快縮小我國科技總體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對今日中國有極大且急迫的必要性。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創新轉化為盡可能多的國民群體的主觀願望和自覺行動，使整個民族和國家充滿強勁的創新激情並涌現層出不窮的創新成果，為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
近期看到的兩則近鄰的消息或許可以給我們不小的啟示：創新人人重視，各有巧妙不相同，關鍵的要素與制度和文化緊密相關。
前一則消息說，上任不久的韓國新總統李明博裁撤了國家科技部以及分管科技的副總理，而設立這個機構和職位，正是韓國當年為貫徹“科技立國”戰略而採取的重大措施。據說，科技部的一部分職能，此後歸入教育部行使。
這個消息令國人至少頓生兩點困惑：其一，既然如此重視科技工作，理應增設或強化相應機構且配置足夠人力、財力、物力以作為推動工作的“抓手”才行，怎麼能反其道而行之大舉裁撤政府專門機構呢？其二，如此一撤，從副總理到部長、副部長、司局長……一大群高級幹部不就成了要下崗的冗員，如果分流安置不當，豈非成了影響穩定的消極因素麼？想想李明博本人曾以技術、管理創新聞名而高升至韓國科技巨擘三星集團掌門人，總不至于對國家科技管理機構如此輕視厭惡罷？
後一條新聞更有點嚇人，其標題引自三星集團前主席李健熙的原話：“除了老婆孩子，什麼都可以改變”！說的是在韓國，從政府到民間，從團體到個人、從總統到家庭主婦，從科技、文化、管理到社會生活，創新求變，已成社會風尚、行為習慣、組織形態乃至生存發展之本，形成了開放性的全社會創新體係。變，成了常態，而不變，只是老婆孩子這種特定的親緣血緣關係了！
兩條消息相連比照，這才讓人品味出味道來了：原來，韓國這次裁撤行動絕非一時興起的草率作為。韓國人現在是把支持科技的國家戰略和資源化解到了教育領域，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過教與學從根本上領受科技資源的滋養和支持，從提高國民知識素養上為科技立國培厚人力、人才和智力之基。正如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某部長所言，所有這些變化源自韓國科技創新的“全社會經營戰略”。在這種戰略動員下，創新思維，創新求變，已成國民、企業、社團、政府的自覺行動。當創新成了國民日常行為方式時，科技部的確有休息的必要了。
常聽人說，我國科技管理體制弊端甚多，不勝枚舉。最集中的表現為投入年年增長，產出特別是原始創新、發明創造成效低下，為了圖名求利，甚至弄虛作假。“科教興國”的戰略目標未能如期如願實現。有聲音直指計劃經濟時代遺留未經根本改造的現行科技管理體制是百弊之源。
那麼，韓國整改科技體制的大舉動的借鑒意義在哪裏呢？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再看一看以色列的實例。彈丸之地的以色列卻是舉世聞名的科技創新“大國”，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安全存續，猶太人把超群的智慧投入科技創新的所有前列尖端，其成果之豐盛與創新的效率，舉世罕有其匹。但是以色列有科技部，而且在全國科技資源統籌協調中發揮著統籌引領作用。而以色列與韓國有一點相同：即創新的社會動員極其深廣。普遍接受高等教育並深懷危機意識的以色列公民，把民族國家的創新圖存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並化作自覺行動了。
由此看來，就創新特別是科技創新的環境而言，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科技管理制度可以不同，可以創新，但有一項制度特別重要並具有普適性：那就是創新主體的泛化，或曰創新戰略的全民化或人民性。這裏，筆者想套用一句經典話語來表達，那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創新的根本動力”。人，是生產力同時也是科技生產力最根本、最關鍵的要素；這個“人”，不僅包括精英人才，也包括普通人。只要人有求變之心，都可成為創新的主體或動力，都可能因創新有成而成為不可替代的人才。因此，制度的設計可有不同，但是，讓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都有求變創新之心，讓每一個發明、創意不論大小高低智愚都有表現的機會，應當是構建大制度、大環境的基本出發點。天才畢竟難得，人才是在創新實踐中培養造就的。正如胡總書記所說，宏大的創新型人才隊伍主要是靠培養來造就的。在民眾獲得了適宜創新求變的環境制度的基礎之上，就必能涌現相當數量的成功者或人才。中國有如此龐大智商不俗的人口，哪怕是很小的成才概率，也將積成一個巨大的絕對數。在此意義上，制度可以造就人才，可以自動地促人成才。比起專業的培訓教育造就人才，它具有更大的經濟性和更深長的戰略意義。
當然，制度創新是有其難度的。君不見中國改革三十年了，至今離建設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仍有許多關隘需要攻堅突破。因此，為了促進科技進步和創新，必須進行技術創新體係、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決策協調等方面的制度創新。與此同時，還要從文化創新入手激勵科技進步和創新，提倡改革創新、敢為人先的創業精神，激發國人的創新激情和活力。這樣一種文化或文化氛圍的創造，應當比制度變革相對容易操作，比較易于見效。東鄰日本有一檔名為“超級變、變、變”的大眾創意表演電視節目，日本普通男女老少國民或個別或群體窮極想象用廉價材料設計、表演各種出人意料的創意活動，有些主婦、兒童的表演愚鈍甚至令人捧腹，但表演者和評議人一個個認真敬重之態令人肅然起敬。這不就是特別崇奉傳統文化的日本在營造全社會的創新文化氛圍嗎？而這種培育，與韓國、以色列等國一樣，是植根于大批普通民眾的激情、真誠投入的廣闊社會基礎之上的。
國民的廣泛自覺參與，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創新發展的最深厚根基，是自主創新的不竭源泉。舍此，則可能走偏了方向、終至事倍而功半。(鄭 韶\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