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財產權與民主的限度》

    從經濟、政治、法律角度探討財產權和民主，而討論側重點又在私人財產權對自由的重要性、政治上的尋租行為對財產權的損害、憲法制度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力度、國家制度的選擇對財產權和自由的保護與經濟發展路徑等前沿問題上，足見《財產權與民主的限度》這本論著的分量。它對我國當下的憲政研究和建設提供了足可借鑒的觀點和見解。《物權法》在我國于去年10月正式生效，旨在即保護公有財產，也保護私人財產；即保護窮人的財產，也保護富人的財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也可以說，本書從某種意義上很好地說明了《物權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財產權與民主的限度》的編者收集了四篇公共選擇理論研究領域知名學者的論文。第一部分“財產是自由的保證”的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為1986年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其對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而聞名于世。布坎南提出了自足和交換兩種狀態的相互依賴關係，自足狀態是擁有充分自由的狀態，小農生產就能滿足絕大多數人的生存要求；而交換的相互依賴關係的市場狀態，靠的是專業化生產，通過貨幣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將各家各戶聯係在一起。布坎南認為，市場狀態下，人們因很容易受到市場風險的衝擊而處于被動地位，失去了原先的自由。在由自足狀態向交換狀態轉變的過程中，雖然失去了原來小農狀態時的自由，但是如果擁有足夠多的私人財產，則在市場上人們就擁有了足夠多的退出選擇。這些退出選擇使得遭遇市場風險衝擊時，人們可以保持一定的獨立性。相比自足狀態，在擁有足夠多財產權的市場狀態下，人們擁有的自由更加廣闊。但是要足夠引起重視的是，市場狀態下必須有憲法限制，能夠有效防止行政剝削及金融剝削。

    政治學家戈登·塔洛克在“尋租”中更多從政治學角度分析市場狀態下企業和政府之間的聯係行為。在尋租行為下，政府很容易利用自己的權威和權力，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特定人物的需要，這就是所謂的“浮士德式困境”，即政府存在的理由原是為了保護人們的權利不受侵犯，但是在現實中卻往往相反，政府權利常常被用來當做侵犯人們權利的工具。

    理查德·E·瓦格納的“憲法、暴力和憲政制度”著重分析憲法制度，最初，憲法制度呈現給了人們一副“三權分立”的公正景象。但是，憲法如何才能限制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利呢？他提出了一種民主的暴政，即政治權利通過對人們意識形態上的灌輸，塑造著政府希望塑造的人；在民主的制度下，民眾反而不自覺地成了政府控制的傀儡。因此，瓦格納認為政治權力必須得到強有效的限制；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法律。關于憲法對政府的制約作用，瓦格納有一個美好的期待：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家是積極主動的、富有創造力的人”，政府是“一個沒有協調人，但卻協調得很好的關係網絡”。

《財產權與民主的限度》（美）查爾斯·K·羅利 編　劉曉峰 譯　商務印書館2007年12月出版

    而查爾斯·K·羅利在“自由與國家”中主張擁有憲法的洛克式國家觀念，因為他深切擔憂仍然會導致暴政的社會民主制的威脅。他在比較了種植園式國家（只盲目尋求大多數人的支持以保住政府的執政地位）和利維坦式國家（執行君權至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種種弊端後總結到，在洛克式國家下，“良好的品德、健全的道德戒律和優秀的憲法結合在一起，是可以自我強化的”。

    本書以對私人財產權是人身自由的保證這個觀點的完整分析，證明如果公民失去法律對其私有財產的保護，也就失去了維護其生存的正當途徑，侵犯公民的財產即是侵犯他們的自由與尊嚴。眾所周知，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是人類最基本的人權，然而在現代社會中，財產權卻已成為維護生命權、自由權不可缺少的基礎和保障；一旦財產被他人侵犯而無法得到司法救濟，生命和自由便無從談起。財產權需要嚴格保護，需要將這種保護力度上升到憲法程度。而憲法保護所針對的頭號對象，就是在利用資源中，通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從而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大于租金獲得者收益的尋租行為。很明顯，尋租與政治腐敗緊密相連。

    處于經濟政治轉型期的中國，尋租性腐敗是腐敗的最主要表現，它對我國的產權保護的衝擊是致命的。在尋租過程中，某項產權的重新分配沒有在公開競爭的環境下進行，某個利益集團通過行賄得到此項產權的同時，其余人公平參與競爭此項產權的權利便被剝奪了。

    另外，書中要防止“大多數人的暴政”，必須對民主進行限制的論述，或許會促發國人更多的思考。在民主社會中，一旦民眾利益的代理人權利不受有效限制，必然走向自我膨脹，並且，如果民主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權利不受到限制，壓制和迫害以多數人的權威形式發出，其危害會更具迷惑性。對民主的限制必須依賴強有效的憲政秩序。我們正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全球經濟競爭的大背景下，憲政秩序應該在實現經濟效率、民主管理的基礎上限制專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以期充分實現公民的自由。就這一點而言，本書在研究憲法對政府制約作用的同時，將針對公司的委托——代理理論應用在研究國家的政治理論之中，這個理論創新，對中國學者彌補憲政研究的不足和開拓未來的研究方向都有重要啟示。(包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