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把協商結論和決策過程聯係起來呢？在中國，民主協商的結果與決策有各種各樣的關係。一般常見是，政府決策在先，政府已定價格、已定市場地址等，然後召開聽證會或協商會議。協商的結果有可能只是論證政府決策的重要性，或適當修正某些東西。往往協商的結果是彈性的，而不是剛性的，即必須執行的。彈性給予政府某
種空間來調整政策，在尊重民意的大前提之下，政策必須考慮到上級政府的需求。又要兼顧專家的意見或企業家的利益，由此產生一個折衷的兼顧各方的政策。
在處理鄉村事務實踐中，衢州市的“民主決策五步法”的流程包括動議、審議、報審、表決、告知五步工作環節。1）動議就是就村民所關注的事項提出建議。村民委員會、村經濟合作社、村民小組以及1/10以上人數的成年村民或者10名以上村民代表聯名均可以對涉及本村（組）重大利益的事項以書面形式向村黨支部提出“決策提議”，村黨支書必須在10日內決定，是否將“決策提議”納入決策程序。2）審議就是村黨支部對決定納入決策程序的“決策提議”召集“村兩委辦公聯席會議”進行審議。對動議的審查表決採取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多數委員同意的則形成“決策案”；無法達成多數意見的，中止審議。在票數各半意見相持的情況下，村黨支部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聯名形成“決議案”。3）“村兩委聯席會議”形成“決策案”後，議案報送鄉鎮綜合辦、由綜合辦送業務辦公室進行程序性、合法性審查，再報鄉鎮黨委、政府核定。4）鄉鎮黨委、政府審核同意的議案再返回鄉村，交由村民代表大會進行討論、表決。村民代表大會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參加為有效，所作的決議應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對涉及本村重大利益的事項需經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通過。５）經過村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決定、決議，必須在村務公開欄裏張貼，並按決議、決定組織實施，與責任人簽定承擔責任協議。同時將生效決策報鄉鎮政府備案。
在我所做的政治實驗中，協商結果是剛性的。在村級層次，一個擴大的村民代表會議票決某個問題，由此定為村裏的政策；在鄉鎮層級上，協商民意結果遞交到澤國鎮人民代表大會上進一步討論和協商。最後，多數人大代表投票表決採納前12個工程，澤國鎮政府最終執行這個決定。澤國鎮實驗意味著一個係統的公共決策機制：專家的可行性報告，公共參與和協商，地方人民代表會議做出決定。如果地方人大不通過民主協商會議的結果，那麼制度上是如何安排？確實，地方人大理應有重新修改民意結果的權力，甚至否定民意的權力，但是地方人大必須拿出充分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要修改或否定民意的理由。 這種訴諸理由的公共討論本身卻恰恰是協商民主制度的有機部分之一。 建立在充分討論基礎上的修正或否定民意的做法並不與協商民主相衝突。這只不過說明, 在現實政治中，我們必須在溝通權力和行政或立法權力之間尋找一種平衡。
有三個關鍵理由說明協商結果和決策之間有密切的聯係。第一和協商形式有關。協商民調由于科學的代表性享有較高的合法性；通過協商民調的公共選擇能夠很容易地合法轉變為公共政策。相反，公民陪審團的優點太弱，並且它不一定被執行。第二，中國正處于一個改革的階段，地方領導希望在政治決策中找到一些創新的實驗。為了繼續引起民眾的注意，溫嶺地方領導把懇談會變為決策共同體以解決集體問題和滿足民眾的要求。第三，中國還在建立良好的法治過程中，在決策中領導能夠有較大的靈活性。相反，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由于法治根深蒂固，在這種條件下，創新機制上則有內在的限制，把公民陪審團或協商民調的結果帶入立法機構需要服從嚴格的程序和協議。
在地方層面上，協商和決策可以聯係起來，但是在國家或國際的問題上，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它面臨著立法權的抵制。協商決策過程應該通過或繞過立法機構嗎？誰是權威的最終來源，立法機構或是協商共同體？立法權威享有選舉的合法性，人大代表可以宣稱他們有政治代表性；而公民會議的權威來源是隨機選取的參與者，它僅僅是統計意義上的代表性，缺乏法律上的地位。盡管加拿大哥倫比亞特區的實驗中，立法機構讓渡有限權力給公民陪審團，它的結果仍然需要全民公決來確定。在中國，協商的結果必須提交到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地方立法機構。立法者怎樣處理協商結果呢，是把它作為建議，臨時決定或是最終決定？在丹麥，立法機構把協商結果作為建議。在華盛頓特區，把它作為某種政策的立法形式。在中國，地方立法權力形式上有最終決定權，地方黨組織讓政府組織協商，地方政府把通過的民主懇談結果遞交給地方人大組織。在這個過程中，黨的決策就有了大眾和法律的雙重基礎。如果地方人大和民意協商結果不同時，也許這是好事，因為它不得不通過談判和進一步協商，考慮所有各方的利益，最後達成結論。
很明顯，除了公共協商和較佳論說之外，投票，公共壓力和行政勸導在難點問題的決策上發揮了不同的作用。正如埃爾斯特指出的，協商一直得到投票或者交易，甚至兩者的支持。協商民主理論具有這樣的特徵：在面對民主體制時，辯論重要性極大地依賴于交易和投票；在面對社會的理性時，很大程度上靠利益和激情刺激。確實，中國的協商制度受到代表投票、利益集團中的交易、社會壓力、傳統領導權威和地方政府作用的補充。這樣形成了一個復雜的決策體制，在這裏交易、政府行政命令、社會勸說和協商，各盡所能。這個混合的治理體制無庸置疑是一個社會現實，並且能夠幫助把規范討論植根于中國現實的協商民主中。
混合的決策機制包括市場、協商、多數統治和行政裁量權。對于協商民主理論拒絕交易和投票那是徒勞的；如果協商民主理論僅僅強調協商作為合法性來源也是太理想主義，甚至是技術上的“自殺”。協商民主和聚合選舉民主的二分法是一種誇張。如果協商不能達到一致同意，分歧持續存在，有兩種模式或途徑。一是回歸到多數表決制，然後採用投票來決定。二是注重論證的理由和根據，可由專家來確定哪一種決策方案更有理由，而不管人數多少。由專家來確定方法含了一種危險：即由技術專家否定民意的可能性。大衛·米勒支持多數決定的解決方法：“多數決在一些政策應該賦予其正當性：全體一致也許是一種理想，但我們知道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現實的，因此，不得不通過多數決做出決定。” 然而，多數統治不應該簡單地拒絕少數人的聲音。這裏有一個規范性的結果要求：協商在多數決定之前；這樣一個程序確保了多數人意見，考慮了協商後的公共意見。如果強制全體一致這將會降低協商水平，因為很難達到完全一致的結果。從民主理論視角來看，最理想的結合是什麼？首先集中在交往協商是有用的。如果它能解決爭端，那就不需要投票或者交易。如果協商不能解決問題，交易的引進就有意義了。如果協商和交易不能解決爭端，然後利用投票方法來決定。很多地方領導人寧願首先使用行政權力來解決爭端問題，這種行政權率先的做法招致了批評和抵制。這種做法的代價太高，我們應首選協商討論，行政能力需要協商來提供合法性。此外，埃爾斯特結合協商，認為投票和交易的理想忽視了行政權力的作用。沒有行政權力就沒有維持的力量、規則，就沒有決策。行政決策應當有一定的空間。(何包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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