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德順教授
對“知識分子”的政治社會學傳統界定的局限
記者：時下，“知識分子”成了一個很值得玩味的概念，有的人以“知識分子”自居，有的人卻別出心裁地自稱“知道分子”。那麼，在我國的社會環境中，究竟該怎麼界定“知識分子”呢？
李德順：對于“知識分子”，歷來有各種不同的理解與對待方式。迄今我們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政治社會學的界定。如《辭海》1989年版對知識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編輯、記者等。在社會出現剩余產品和階級劃分的基礎上產生，……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分屬不同的階級。”這種界定有幾個理論上的問題：
第一，它對概念內涵的表述，除了“一定文化科學知識”和“腦力勞動者”外，並沒有其他特殊的規定。就是說，凡是“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都應該屬于“知識分子”。但是，在接下來的外延表述中，卻又做了特殊的限定，小心地略去了像有相當學歷的官員、職業政治家、管理者、企業家和商人等。他們算不算“腦力勞動者”？算不算“知識分子”？如果就這個問題追問下去，我們就會從下一點得到啟示。
第二，這種界定的最終落腳點，顯然在于確定知識分子的“政治對象”性質。它是從社會管理者的角度，來說明“知識分子”是一個怎樣的對象群體。正因為如此，它才不需要把這些管理者本身包括在內；而且在以階級和階級鬥爭為經緯的思維框架內，這種劃分也必然最終歸結為關于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顯然，這種界定具有很強的實際意義和實踐可操作性。
但這樣一來，概念的外延與內涵之間不對應就顯得很突出，關于知識分子的理解也就更復雜了。例如，對于“一定科學文化知識”應該掌握何種標準？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便可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到了九十年代，一般人們心中的“知識分子”至少要有大專以上學歷。顯然，如果不這樣“水漲船高”，那麼在教育不斷普及提高的情況下，“知識分子”將因其隊伍不斷擴大，或因其概念泛化，而逐漸失去特殊意義。但是，如果“水漲船高”僅僅為了保持“知識分子”永遠只佔少數，那麼這種人為保持的根據和意義何在？再如，劃分的標準究竟是根據學歷還是根據職業，也必然出現矛盾。多年來，我國大批有一定學歷的人長年從事(科技、文藝等之外的)非專業技術職業，有的甚至在工廠農村成了直接的體力勞動者，但他們仍然被以各種方式單獨看待，繼續被稱作“知識分子”、甚至“知識分子幹部”等。這時“知識分子”概念雖然只剩下學歷出身的含義，但在心理和政策上，卻往往帶有某種特殊的政治歧視意味。
凡此種種都說明，這種界定方式的科學可靠性有待于檢驗和反思。
對“知識分子”的文化社會學界定的不足
記者：近年來，一些媒體把“知識分子”稱為“社會的良心”，還有媒體評選出“公共知識分子”。但從您剛才所講的界定中，顯然看不出這一種涵義來。那麼，這種界定又是怎樣的一種來歷呢？
李德順：這就是我說的第二種界定方式，其涵義屬于文化社會學的界定。它主要是來自西方、特別是歐洲的一種理解方式。《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指出：“‘知識分子’一詞最早是指十九世紀俄國中產階級的一個階層。這樣一些人受現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響，對國家的落後狀況、沙皇的專制獨裁產生不滿，並在法律界、醫務界、教育界、工程技術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了一些官僚、地主和軍官。”“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這種涵義的‘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于職業范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分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乃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
這種界定把知識分子理解為社會的“良知分子”，突破了“學歷加職業”的外在模式，而著眼于一部分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特殊功能。它強調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理性階層和道義“良知”的積極作用。這種理解方式有些像我國過去的“社會賢達”和“革命知識分子”，以及時下流行的“社會精英”、“文化精英”等概念。這種界定雖然涵義很清晰，特徵很明顯，但它和我們要討論的概念已經不是一回事了。因為它就像是對“勞模”下定義而不是對“勞動者”下定義一樣，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概念取代了一個比較一般的概念。
關于“知識分子”概念的界定，還是應該回到對“知識生產”的理解上來
記者：那麼依你看，我們今天應該怎樣實事求是地理解“知識分子”呢？
李德順：理解知識分子的關鍵，在于深入揭示這一社會群體及其社會功能產生和存在的根本基礎。這就是“知識”本身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功能。知識分子的本質恰恰在于“知識”(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理性)，在于其創造活動的過程和結果。知識分子只是作為知識的主要社會承載者，才有其特殊的存在基礎。否則他們只是一些同所有人一樣的現實的、社會的個人，有和其他人一樣的民族和階級歸屬、一樣的生活和情感，一樣的個性和弱點。一般說來，是知識本身的狀況、現實社會對知識的需要和依賴情況，決定了知識在社會生活實際中所佔的地位和應發揮的作用，進而決定了各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命運。一個社會如果缺少對知識，包括知識的存在方式、知識產生和發展的特殊規律、知識的社會功能的正確認識，就是說離開了對知識的充分理解和尊重，那麼無論把知識分子當作“政治人” 、“道德人” ，還是“經濟人”，無論是把知識分子看作楷模精英還是看作簡單工具，都不可能真正了解知識分子的本來面目，至多只能是對某些現象的膚淺描述。
記者：作為長期研究價值論的學者，您本人是怎麼界定“知識分子”的？
李德順：我認為，關于知識分子概念的界定，還是應該回到對“知識生產”的理解上來。不妨這樣說：“知識分子是掌握並運用人類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從事精神生產的人”。這個簡單定義包含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對“知識”概念的廣義解釋。在這裏用“精神文化成果”來表述“知識”，意味著不再把知識僅僅等同于對外部對象的認識，如自然科學的成果；而且把人類關于自身生活的精神成果，如道德、藝術、哲學等人文科學的成果和文化精神本身也包括在內。
其次是用“精神生產”取代“腦力勞動”。僅僅用腦並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殊標志，致力于(廣義)知識的發展、積累和傳播，即從事精神生產活動，才是其本質。這種理解一方面有助于把知識分子與同樣進行腦力勞動、但僅限于應用知識成果從事實際事務的人區別開來；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那些雖無一定學歷和專業身份，但卻為社會提供著精神產品，從而推進精神文化發展的人，計入知識分子行列。
最後，這個定義把對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落腳于對“精神生產”的性質和意義的理解。如果人們重視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現實的啟示，那麼就會知道，對“精神生產”的重要意義，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精神文化生產，包括科學技術、思想理論、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社會心理等各個方面的生產和再生產。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當代顯得尤為重要，但只重視這一方面是不夠的。一個民族要走向現代化，實現文化心理的現代化是更深層次的要求。這種文化心理狀態表現在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
當今世界各國的發展騰飛,無不同時依賴發達的科學技術與奮進和民族精神。轉型期的中國一方面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也急需為價值失落中的人們找到有力的精神支撐。所以我的結論是：知識分子憑借知識而更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正應該在這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貢獻。(記者 李慶英 原題:關于“知識分子”概念的界定)
李德順 現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人文學院院長，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副會長、法人代表，《中國社會科學》等多家雜志編委。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哲學原理改革和發展研究、價值論和價值觀念研究、當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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